華盛頓通信:與兒子一同成長３
人生的坎坷與平坦，生命的精彩與黯淡，就在那扇窗子一開一合之間。但是，一切都不一樣了。現在吸引他的與當年吸引我的固然不同，相同的是，我們兩代人在相似的年齡都被一種精神感召着。我深知那是一種怎樣巨大的力量啊！毀掉了學業與初戀都在所不惜。且不說我該不該拉住他，恐怕我想拉住他也不可能了。我所能做的，是讓他漸漸地學會識別表面的與本質的，學會欣賞美的與不美的。
從那一刻起，對於他的迷戀搖滾，我忽然變得坦然了，甚至生出了感動。畢竟，我們母子不只是生命的延續，不只是物質上情感上相依為命，在精神追求的軌跡上也曾經相遇。等他長到能意識到這一點的年紀，他也會感到欣慰吧？
十年以前，在記述了我的牢獄之災的《無題往事》一文中，我曾表達過與你同樣的憂慮：“對於識字卻還缺乏閱讀能力的孩子們，我如何向他們解釋，好人有時也會坐牢呢？我無法想像，假如我的兒子是仁愛而單純的，知道與他相依為命的母親曾經被戴上象徵著罪惡的手銬，能夠不生出困惑和仇恨？我更加無法想像，假如我的兒子是冷漠而世故的，知道生他養他的母親被污辱被歧視，居然生不出困惑或仇恨？”我不知道怎樣能讓他既了解真相又不滋生仇恨。
在他上初二的時候，因為老師偷看同學的日記，學生與老師發生了衝突。他回到家很興奮地告訴我，他如何帶領同學向老師發難，要求老師向同學道歉。當時我的心理非常複雜。一方面我害怕他與老師對立，我知道，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與老師的關係好壞決定着他成績的好壞，一個被老師看成眼中釘的學生將再也得不到鼓勵和重視，而一個十幾歲的孩子心智不可能成熟到可以與冷落抗衡；另一方面，我又不願意讓他認為人應該漠視自己的權利，特別是，這一次他是在為別人仗義執言，這是一個男孩子應該具備的起碼的品質，我不能給他灌輸“個人自掃門前雪”的市儈哲學。事實上這種尷尬經常出現，如果在孩子願意與你交流、聽取你的意見時，如果你不能誠實地面對他，而是向他展示出雙重標準，你會從此失去他的信任和尊重，他會向你關閉他的內心。最終，我選擇了誠實。我提醒他：第一，一定會有人向老師報告是你在鼓動；第二，老師一定會向你報復。“你知不知道這個後果，能不能承擔這個後果？”他回答得很肯定也很從容。他已經了解世故，但還沒變得世故；他已經看到了真相，但還沒有被真相嚇住。
生活在繼續。生活的自然展開能教會他們我們無法教給他們的一切。我不能刻意地向他隱瞞什麼，也沒有刻意地非讓他知道什麼。他的父親不在了，他從父親的朋友那裏、從我的文章中感知他的父親。他告訴我：“如果我像其他同學一樣不缺少父愛，就不會成為這麼獨立的孩子。”你看，他已經學會從不好的事情中得到益處了。
當然他也會有困惑。十二歲那年，得知父親的死最初是由於一次誤診造成，他哭了很久。他問我：“倒霉的為什麼是爸爸。”我咬咬牙告訴他：“很多時候生活是不公平的，輪到誰誰就得承受。”這樣回答使我不安，但是我不能用“大灰狼”來代替一樁人為的醫療事故，更不能保證未來生活對他一定是公平的。
不久前，我們一起看美國電視連續劇《兄弟連》，從他的議論中，我發現他看待人與事和我們十五歲時已經完全不同了。他能夠寬容一個英勇的士兵表現出的怯懦，懂得尊重一個戰俘投降時的尊嚴，欣賞一個軍官哪怕砸冰取水也要刮鬍子的細節，也可以對反派人物來點兒幽默。教條不再屬於他們，仇恨也不再屬於他們。
我有一個朋友，“文革”中因為說“誰都會犯錯誤，**也不例外”而被打成反革命坐了三年牢，前不久他患癌症做手術，他妻子告訴我，出現幻覺后他不停喊叫：“別讓警察來抓我！”碰巧另一個朋友的弟弟患同樣的病，在同一個醫院裏做手術，術后昏迷時說的是：“姐姐，‘文革’結束了！”這兩個幾乎發生在同一時間、地點和場合的故事使我震驚。他們的，還有你的，對於這段經歷至今的耿耿於懷，說明我們這一代人即便走得出歷史的廢墟，也走不出心靈的陰影。亦如你為了讓兒子擺脫“虛偽與殘忍完美結合”的文化，從語言到地域徹底把他與父親及其中國背景隔絕開來一樣，我的那個並不缺少才華與豪情的朋友，寧願在他鄉抑鬱而死，也不願回故鄉苟且偷生。
曾經與不止一個朋友有過共同的讀書體驗，書中的故事常常會惹我們哭。回想起來，幾乎沒有讓我不哭的小說，托爾斯泰使我激動而哭，陀斯妥耶夫斯基使我悲傷而哭，車爾尼雪夫斯基使我感動而哭。《紅字》《牛虻》都無不讓我哭得昏天黑地。同時，我們也都覺得奇怪，現在的孩子不哭。兒子讓我意外地卒讀了羅曼·羅蘭的四卷本巨著，但是他不興奮也不感動，而是考證主人公與貝多芬的異同，然後總結性地宣佈說：“《約翰·克利斯朵夫》中的革命說教過時了！”但是，他會為另外一些我們不能理解的東西而動容，比如披頭士或X-Japan的音樂。他寧願花幾百元到現場揮動閃光棒直到胳膊酸得抬不起來，而我們不管多麼反叛，當SARS這樣的災難降臨之時，卻還有去當志願者的衝動。
我不知道你和你兒子父親的故事，但是可以肯定，你的兒子也會慢慢長大，從你為他蔽蔭的房子裏走出去。也許有一天，正是因為你的封鎖給他造成的好奇，使他神差鬼使地去尋找他的父親。他有權知道真相，也一定能夠知道真相。你希望他像牛虻一樣遭受致命的打擊而破碎，還是希望他在真實中慢慢成熟？吃着巧克力、穿着耐克、玩兒着電腦遊戲、看着動畫片、聽着披頭士長大的兒子們，也許不需要知道什麼是“反右”與“文革”，不需要學習如何寫“檢舉信”與“檢討書”，也不需要分辨政治上的正確與不正確，以及道德上的是與非。但是不管他在世界的哪個角落，他不能不面對生活中的美與丑。毫無疑問，****草菅人命的制度是醜行，“虛偽與殘忍完美結合”的文化是醜行。但我相信，美國也不是一塊凈土。相對於政治的社會的道德的標準來說，審美是更穩定更恆久的標準，只是它也許比任何標準都更高更完美，因而更加難以企及。
前幾天，我和兒子一起去觀看美國《國家地理》圖片展，我驚奇地發現，一百多年來，這個非盈利性機構（而不是私營公司）的領導人，由一個家庭（而不是家族）的四代人接連擔任。其中有一幅黑白圖片，畫面是發明電話的老貝爾拉着孫子的手。這個七八歲大的男孩兒，正是現任董事長的父親。這是一種怎樣的延續與傳承啊！正是這種超越了政治與社會的、由精神與審美連綴而成的鏈條，使得一本貌似科普的雜誌，充滿着豐富的人文精神和瑰麗的審美色彩，成為文化傳播史上的一個奇迹。所以，它能讓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着迷；所以，才會有一個中國母親和她的兒子一起，在那些圖片前流連忘返，對一本異國的雜誌讚嘆不已。
自私地說，一個不想失去兒子的母親，一個想擁有兒子的母親，在審美層面上的溝通，幾乎就是惟一的途徑了。當然，這也是冒險。人與人是如此的不同，DNA又是如此的神秘。我們得有支付代價的心理準備。
感謝你的來信，特別感謝你的問題，讓我靜下來想關於我和兒子共同成長的經歷。
徐曉
二○○四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