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沒有父親的男孩兒１

丈夫去世時，兒子剛好六歲，那是五月。六月，我帶他去小學校報名。填表時我固執地把“父親”那一欄空着，好像不知道那是根本躲不過去的。一個大嗓門的女老師喊著兒子的名字，讓我當眾補上。我沒想到自己會如此地脆弱，填着表，眼淚止不住地流。從那一天起，我開始面對一個沒有父親的男孩兒。

第二年，我把兒子送進了寄宿學校。做出這個選擇，在當時對我來說是極為困難的。首先，我必須拚命地工作，來支付高昂的學費；其次，我並不認為寄宿制學校會有最好的教學質量，也清楚所謂貴族學校的優越感對孩子更是絕對的負面。但是，我有更重要的理由說服自己：一個只有六七歲的孩子，怎麼可能有足夠的心智承受我這份欠得太多拖得太久的母愛？況且，一個沒有父親的男孩兒，只有在現實中和心理上都離母親儘可能遠一點兒，才能多一點兒獨，立少一點兒逆反。當然，這是一種冒險。我不能判斷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失去我的兒子；但我可以肯定，如果不這樣做，一定會在更大的程度上失去他。所以我寧願冒這個險。

兒子小時候是一個幾乎從不犯錯誤的孩子。丈夫住院時，有一次我帶他到醫院去看爸爸，路上給他和爸爸一人買了一根雪糕，坐在自行車後座上，他問：“媽媽，你自己為什麼不吃？”“媽媽不喜歡吃涼東西呀。”他說：“不對！你不是不喜歡吃，是咱們家沒有那麼多錢，等我長大了，一定買三根雪糕，你一根，我一根，爸爸一根。”有朋友曾經說，他乖得讓人心痛。

丈夫生病的那些年，我常常把他一個人反鎖在家裏自己去醫院。那次因為得肺炎沒上幼兒園，等他午睡后我抽身走了，本想能在他醒之前回來，不記得因為什麼事在醫院耽擱了。已經是深秋，天開始黑得早。我風風火火地衝進樓門，一眼看見他站在黑乎乎的樓道里，穿着一件天藍色的毛衣，印象最深的是腳下那雙小兔子拖鞋，黃的，還綴着兩隻紅眼睛。因為拖鞋是毛絨絨的，那兩條穿着棉毛褲的細腿顯得更加突兀。我不知道那天他為什麼會跑出來找媽媽，我也不知道他把自己反鎖在外面已經站了多久。他沒哭，在看到媽媽之後他仍然沒哭，而且沒問我為什麼回來得這麼晚，好像他天生就知道媽媽得先去照顧爸爸。在任何時候，不管是他生病，還是臨睡前正講着圖畫書，我走，他從不以任何方式表示抗議，從不和爸爸爭奪我。除了天性，當然更重要的是環境使然。如同窮人的孩子早當家一樣，家裏有災難的孩子早懂事。

往事回首才感到沉重和無奈是那樣的不堪，一些原本不經意的事情浮現出來。不記得兒子為什麼冒犯了我，我把他的一輛玩具小汽車摔得粉身碎骨。我說過，他幾乎是個從來不犯錯誤的孩子，不愛哭不任性甚至不活潑。即使是我無意識地濾掉了原因，也很難想像他會惹得我如此公然粗暴。在以後的這些年裏，我想像着他那驚恐的表情，體會着他的無辜和無助，這一幕反覆地尖銳地刺激着我。我像祥林嫂一樣給好幾個朋友講這件事，並且說：我居然欺負一個孩子！朋友安慰我，說我不必對此過於自責，每一個做父母的都可能做出這種事。但我並沒有就此原諒自己。我無法迴避他是一個從小缺少父愛，隨後又完全失去父愛情境的孩子，我自責沒有給他足夠的母愛，雖然我自己也無法表述母愛的完整與缺失的邊界在哪裏。

在三歲到六歲這段對孩子的性格成長最重要的時期，我跨越了時間，跨越了母親的本能。記憶中我對兒子很少有親近愛撫和柔聲細語，甚至沒有丟下過病人哪怕一天，帶他去郊外去電影院去遊樂場。即使晚上九點鐘回到家，獨自一人在家的兒子已經高燒到了快40度，我都沒想到過應該對他說一聲“對不起！”。我是一個過於理性的，理性得有點兒冷酷的母親。我太清楚，自己沒有痛苦悲哀訴苦抱怨的權利，也沒有兒女情長婆婆媽媽的權利。我只能在心裏對兒子說：媽媽欠你的時間，欠你的愛撫，就算是你為媽媽出了一份力，為爸爸盡了一份孝心吧。

丈夫去世后我第一次帶他去櫻桃溝玩兒，前一天晚上說好的，第二天一早我發起了高燒，但我以近乎自虐的心態堅持和他一起爬山趟水。直到堅持不了躺倒在公園的長椅上。我不知道，除此我可以用什麼方式償還對他的虧欠。他寄宿的最初兩年，每個周末去接他時，我都會習慣性地問他想不想媽媽，他會非常有節制地說，有一點點兒想。我會接着問，一點點兒是多少？他用兩隻手比畫著，有時大，有時小，我的心就會隨着他小手開合的大小或者多一分欣慰或者多一分失落。最痛苦的是期末考試后的周末，不管我怎樣事先告誡自己一定要從容地面對他的成績，可到頭來總是緊張得不可理喻。考得多好才應該表揚和獎勵，考得多差就應該批評甚至懲罰？智商和自信在這種時候彷彿降到了最低點，對於如何與孩子相處簡直完全沒有把握。經過最初兩三年的自我折磨，我得出結論：時間是不可逆的，體驗是不可重複的。一個孩子在三歲時應該得到他三歲該得的，六歲時應該得到他六歲該得的，失去的不能復得。因而補償的心愿無法實現越加使我感到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