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五月４

其實他並不是一個喜歡熱鬧的人。由於身體不好，他非常好靜，特別是八十年代末以後，他變得更加沉默。沒有客人時，他經常長時間一言不發。只要身體允許，他會找個棋友下圍棋，儘管棋藝不高長進不大，還是當個事似的買來不少圍棋書，並且以會下圍棋為榮。他可以長時間地閱讀，而且讀書的速度很快，閱讀的面也很廣，令我這個中文系畢業的望塵莫及。回到家，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打開音響。他只聽古典音樂，勃拉姆斯、比才、柴科夫斯基，也聽貝多芬、蕭士達高維契。三年多住院生活，真正陪伴他的是我弟弟送的激光唱盤單放機、立體聲單放機、收錄兩用機。朋友們來看他，惟一的要求是要書看，緊着找還總是供不應求。

他喜歡獨處，即使是在人多的場合他也總是沉默。沉默是他自衛和進攻的武器，便利而有效。在一次對峙性的談話中，他曾經三個小時一言不發，真正的一言不發，對方也真正地奈何他不得。他生病之後我為他整理過早年的情書，寄自南方、出自同一個女性的手筆，一個小有名氣的業餘作家，信寫得浪漫而深情。我把幾十封信排列起來，發現從頭到尾只有一個主題，都在抱怨他不回信。我理解一個戀愛中的女人得不到一封回信、一句回答的無奈和無助。

結婚之前，我們曾有過一次幾乎導致分手的衝突。和大多數試圖與情人重歸於好的男人不同，他始終蒼白着臉，緊咬着牙，不求不勸不哄，不說一句好話，單單執着地到我單位門口去等，而且迴避着不讓我看見，我的矜持最終扛不過他的沉默。結婚以後，對於他的“鐵嘴銅牙”我有了更多的領教，只要他不願說話，任你怎樣軟硬兼施都無濟於事，用不理他的辦法和他賭氣算是上了他的當，如果你能堅持十天不和他說話，他一定會堅持二十天來回敬你。對朋友他可以一味地違背自己寬容無邊，對我則是苛刻到底。

說來好笑，我們婚後第一次吵架是因為一個不足一兩的麵糰。包完餃子剩了幾個皮兒，我做成了麵條，連續兩天都沒機會煮了吃，天氣熱面發酵了變黑了，我扔進了垃圾筒。他指責我浪費糧食，我認為他小題大做，結果吵得不亦樂乎。他的節儉常常到了讓我無法忍受的地步。最使我覺得不可理喻的是他病倒后的一件事。

他得的病叫腸瘺，腸子粘在肚皮上，潰瘍后在肚皮上穿了一個洞，任何食物吃進去等不到被吸收幾分鐘后就流出來。看着他一天天衰弱，生命一天天地從他的體內流走，我急得滿城求醫問葯，終於在三○一醫院得知三○四醫院新近發明了一種口服營養液。炎熱的六月，我獨自一人站在醫院的院子裏，拿着醫生開的介紹信，眼淚刷刷地往下流。葯屬於自費，但只要能治病，誰會在乎花多少錢呢？第二天一大早，我騎車、坐地鐵、走路，一個人跑到西郊買了三箱葯，生平第一次自費打了輛出租車興沖沖地趕回醫院。我瞞着他不讓他知道花了多少錢，可還是被別人說漏了嘴。不出我所料，他嫌我花錢大手大腳死活不吃，我傷心得一個人在樓道里落淚。與此同時，他卻拒不接受一個朋友送到醫院還給他的一大筆錢。當時別人以為他這樣做是不願意讓我插手男人之間的經濟來往，後來他解釋，拒絕接受的惟一理由是，那個朋友還錢不是已經有錢，而是因為他生病湊了一筆錢。

他對物質的蔑視對名利的淡泊贏得了很多人的尊重，我也自認為在這方面我們不會有什麼分歧，可是在瑣碎的家庭生活中卻成了障礙。

婚後第六年，我們終於分到了一套兩居室樓房，為了得到這套房子，我在單位上下遊說，幾個月坐卧不安，公佈方案的前幾天緊張得直失眠，現在回想起來仍然心有餘悸。房子分到以後我特別興奮，終於有了自己的窩，再不用為借別人的房子而內疚，再也不用為生不着爐子而犯愁，為冬天在室外洗衣服洗菜而發怵，我們快兩歲的兒子也再不用因為怕摔在爐子上碰傷而總被拴在床上。他的放療性腸炎引起長年腹瀉，冬天夜裏爬起來穿戴好了到衚衕兒里去上廁所，一夜折騰幾次凍得就別想再睡，夏天一蹲半個多小時被蚊子咬得受不了，這回他不用再為那倒霉的腹瀉受罪了。作為主婦，我希望把我們的家佈置得漂亮而溫馨;作為妻子和母親，我願意盡全力讓我的丈夫和兒子生活得不比別人的丈夫和兒子差。我有什麼錯？可他卻說：“對我來說住樓房和住平房沒有什麼區別，住兩居室和住閣樓沒什麼兩樣，我照樣接待朋友，照樣可以看書、下棋、聽音樂。”我們沒有彩電，沒孩子以前我沒覺得是個問題，孩子漸漸大了，要看動畫片，我想買一台，他說：“我們小時候不是沒有電視嘛，照樣長大長知識。”他反對我打扮，說：“你穿什麼戴什麼對我來說都一樣，嫌你不漂亮根本就不會娶你。”我承認我不如他超脫，我比他平庸，但我是女人，一心顧丈夫顧兒子顧家的女人。你付出的沒有人接受，你的心愿沒有人理解，總之沒人領你的情，當然覺得特別委屈。我怨他怪癖、不盡情理，恨他冷漠、無動於衷，我覺得他的小氣與大方、偏狹與極端全是衝著我來的，全是為了折磨我。

如今，當我把有關他的故事放在同一張稿紙上來寫，把他的身體、他的經歷、他的性格放在同一個屏幕上來看，當生命無可挽回地逝去，一切已經成為歷史，坐下來從頭到尾細細地讀完他人生的全文，我發現其實這些不難理解。試想，如果他為名為利為金錢所累，他還是愛他的朋友們心目中的老周嗎？如果他不把自己看重的東西強調到極致，生活在分裂的時代怎麼可能保全自己不成為一個分裂的人？一個男人，體弱多病飽受折磨，沒有強健的體魄、耀眼的成就，憑什麼葆有尊嚴贏得敬重？當年我又為什麼崇拜他愛他嫁給他呢？如果說他的淡泊、退避、極端是他賴以生存的策略——每個人不都有自己賴以生存的策略嗎——他是成功的。他站在社會的邊緣，與現實的喧囂、浮躁、萎頓形成反差，這本身已構成了意義，並給社會提供了意義。當然他不是盡善盡美的，他選擇傳統中的光明，也被傳統的陰影所籠罩；他蔑視世俗，卻不能改變生活於分毫。如果有人因為把他看得盡善盡美而對他失望，不是他的錯誤。那麼作為承受這一切的我，該抱怨什麼，又能向誰抱怨呢？是的，生活在不斷變化，不惜一切代價忠於一種觀念已經使人疲憊不堪，我們不該固守陳規，也沒必要總對往事耿耿於懷。但是，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男人和女人、老年人和中年人不都或多或少或心理或生理或內在或外錶帶有那個時代的痕迹嗎？捫心自問，有多少人能把自己所尊崇的生活準則貫徹到生命的始終呢?

距離可以使事物變得清晰，可以使人變得柔情似水，然而當時我卻執着地試圖改變他，如同他執着地試圖讓我適應。長久的冷戰把我們搞得兩敗俱傷，兩人的自信都被打擊得一敗塗地，我更是疲憊得安靜下來，再不指望把什麼說清楚。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討論分手，又一次又一次地擱置下來。在一次衝突之後，終於決定先嘗試分居。

那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我騎着自行車想着我們這些年共同度過的苦日子甜日子，想着他離家之後為了才兩歲的兒子我們將如何相處，心裏特別凄涼。他還沒有走，已經整理好的旅行包放在腳邊。我等着他說點兒什麼。

怎麼能指望一個不承認女人也需要哄需要勸的男人在這時候說點兒什麼呢？我流着淚轉身走進隔壁房間，站在窗前茫然地看着街上的行人和車輛。世界再大和我無關，生活再美於我無補，朋友再多對我無助。我覺得腳下是一片廢墟，眼前是無底深淵，身後是兩個人的世界——兩個人的世界沒有語言沒有笑聲，兩個人的世界戰爭連綿。“你不再愛他了?”我問自己。“你不能再愛他了，你承受不了這份愛。”我對自己說。否則我們將一塊毀滅，連同以往的柔情和愛意。

最終他沒有走。我們註定了不會分手，不該分手，就像兩根鐵軌，註定了永遠同行，也註定了彼此永遠對峙。

不久他住進了醫院，兩個月後因為治療無效出院回家。那時候，我穿梭於北京各大醫院搜集他以往的X光片和病歷，托熟人找關係，試圖查明病因，同時，想盡辦法做他能夠接受又易於消化的食物，試圖通過食療使病情出現轉機。為讓他配合，朋友們在史鐵生家裏商量如何使他接受每日十餐以至更多的少食多餐的飲食方案。

四月的北京乍暖還寒，我們這個終日不見陽光的家暖氣停了之後尤其陰冷。他和兒子在隔壁的房間裏已經入睡，我坐在燈下給他寫信：“就算是我強加於你，試一試，聽我一回，說不定這是最後一回，等你好了以後……”整理遺物時，我找到了這封長達六頁的信。不會再有回信，不會再有以後，不會再有怨恨、冷戰和恐懼，也不會再有期待、幻想和希望，一切都因為生命的結束而成為往事。往事令人心酸，令人心碎……

從此他一病不起，在朋友中間幾乎成了一個持續了將近四年的事件。最初半年需要二十四小時陪護，大家一天三班倒輪流值班。人手最緊的時候，史鐵生年邁的父親為他做飯，史鐵生搖着車送到醫院。其中有三個月他出院回家，由桂桂在家裏給他打點滴。那時候桂桂在通縣上班，晚上下了班趕到我家，第二天早上五點多鐘就得爬起來去趕班車。因為嚴重營養不良，再加上長期靜脈注射，很難找到可以用的血管，好容易紮上了不是鼓就是漏，我經常半夜裏把她叫醒重扎。鄂復明除了值班每周或隔周必去醫院，三年多從未間斷。家裏有過重病人的人應該能夠體會，即使是親人做到這一切都很不容易，在人情越來越淡薄的今天這意味着什麼？一九九三年元旦，二十多個朋友在病房裏陪他過節，從美國回來的程玉還帶來了她的兩個兒子。大家帶了食品和一次性餐具，搞了一次名副其實的自助餐，醫院裏的這種聚會恐怕是前所未有的。過春節孫立哲派車把他接到史鐵生家，讓他也吃上一頓過年的餃子。

常常有人問我：一個上幼兒園的孩子，一個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你又沒有足夠的收入，這麼多年是怎麼過來的？我回答說，靠朋友幫助。有些人不相信，但事實的確如此。沒有朋友們精神上的支撐，沒有國內的以及在美國、法國、澳大利亞、瑞典、日本的朋友們經濟上的資助，我早就垮了，我們這個家庭早就垮了。朋友們給予他的，給予我的，不論怎樣估價都不會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