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五月２

一個人的吸引力是很微妙的。一次，我和畫家栗憲庭從外地出差返京，他去火車站接我，握手寒暄之後很快便分手了。後來我和栗憲庭成了朋友，他對我說：“你的男朋友真棒，是個了不起的男人。”我當時吃驚地說：“你們只有一面之交呵。”以後十幾年，他們幾乎沒有交往，聽說他去世，栗憲庭說：“老周可是個好人，葬禮我一定得參加。”我想，這只是一種印象，一個藝術家誇大了的直覺。但是，一個男人，他之所以引人注目必有原因，肯定不是衣着，不是相貌。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他的份量，他的獨特，肯定別有原因。

一年多以後，《今天》被迫停刊，但我們的交往更加頻繁。那時我重病在家，又剛剛經歷了一次感情挫折，他常去看我，幫我挂號陪我看病。有一段時間我住在清華大學，怕我孤單，下班以後他趕到西郊再坐末班車回城。一次，他打來電話讓我別買飯，他來了才知道，那天是臘八。讓我吃驚的是，他居然給我送來了臘八粥和包子，趕二十里路用飯盒帶粥，這樣的事恐怕只有他才做得出來。

他住在單位，家雖然離得很近，為了自在寧肯住在庫房，晚上把一塊木板搭在寫字枱上就是他的床。庫房原是一座大廟，陰冷而潮濕，常有各種小動物出沒。他津津樂道地給我講過一隻每晚必到、把兩隻前爪搭在門檻上陪他看書、聽音樂的黃鼠狼，並開玩笑地說：“它能我和交流，早晚會成精變仙。”

他的單位在市中心，朋友們路過時坐一會兒便不想再走，於是辦公室成了客廳，下班以後常有規模不等的聚會。不管是誰來，都是麵條一碗，一碗麵條，有時外加八分錢一個的大火燒。即使喝酒，也只有二鍋頭、花生米，拌白菜心、水蘿蔔就算是奢侈之物了。鄂復明、王捷、萬之、田曉青是那時候的常客。他們有時候海闊天空，國事家事天下事無所不談；有時候話又很少，可貴在於“一切盡在不言中”的默契，總之彼此都覺得很滿足。田曉青這樣描述當年的感受：“不管什麼時候，也不管隔多長時間，只要見到他，喝一杯酒聊幾句就覺得心裏踏實，覺得世界沒變。”葦岸在一篇寫黑大春的散文中稱他為“詩人的搖籃”。我不喜歡這種形容，這是誇大了的讚譽之詞，雖然出於好意，卻不符合事實。但我相信一個充滿了幻想與躁動的十八歲男孩兒的心靈，在那種娓娓的徹夜交談中，會變得平和而安靜。

這種神交成為他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男人與男人之間既了解並珍愛各自的優點，又了解並包容各自的弱點的友誼，成為他生活的支點、人生的事業，一直持續到生命的終結。我想，很多朋友懷念他，是因為想起他便想起那個年代，想起那個年代自己的幼稚與單純、真誠與夢想。現在我們上哪裏去尋找當年的圓明園、丁家灘、十渡，又怎樣才能促成當年那種背着瓶啤酒，帶着乾麵包，在野外玩兒童年時的遊戲的郊遊呢？

這些人中大多原本就是我的朋友，但說實在話，我時常會產生深深的自卑，和他們相比我似乎永遠走不進他的內心深處。我羨慕他與萬之、田曉青之間那種不用把話說透就能相互理解的默契；我嫉妒他與鄂復明、王捷那種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境界；我渴求他對待大春、桂桂那種兄長似的呵護。可我倆之間卻不自覺地把寬容藏起來，把完美強加給對方，從一開始就總是相互折磨。我們都很痛苦但又執迷不悟，尤其我更是執着。不但他的散淡他的超脫他的深沉使我着迷，就連他的怪癖他的病體也不在話下全盤接受。很多人對於我在結婚之前就清楚他的病情表示不可思議，認為一定是他隱瞞了自己的病情。這不是事實，事實是結婚之前我不但知道，而且已經承擔了護理他的義務。直到今天，我從未認為他的身體是我們之間的障礙。不，障礙不在於身體，婚後他年年住院直至一九九一年一病不起，我從沒為此而後悔過自己的選擇。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能走到一起結婚生子，肯定有必然的理由，不管那理由在別人看來是多麼微不足道不值一提，但是對於他和她肯定是第一的、惟一的理由。

在那幾年，我作為他的常客之一對他的經歷和為人有了更多的了解。

一九五六年，他才十歲，因急腹症住進醫院，手術后病理檢驗診斷為淋巴肉瘤。這是一種非常險惡的腫瘤，因此手術后還得施行放射治療。五十年代，我國的放療設備和技術都很落後，一個療程下來，把一個十歲男孩兒的前腹后腰都燒傷成板結狀。幾十年來，他受盡了放療性腸炎和粘連性腸梗阻的折磨，為此小學和中學他分別休學一年，“文革”開始時，他是北京六十五中高三的學生。

因為身體不好，他沒去農村，他的家成為下鄉返城知青的集散地。同學和同學的同學、朋友和朋友的朋友、親戚和親戚的親戚，從山西、陝西、內蒙、東北，從兵團和村子裏帶來大量當地的新聞。他雖然沒有親身經歷、親眼看到那些驚心動魄的事件和場面，沒有在廣闊天地里勞其筋骨乏其體膚，也不必為自己的現實處境而焦慮，但是他認識的、不認識的知青們挨整、被斗、自殺、坐牢的遭遇使他感同身受。那些年，他忙於看望同學和朋友的父母，忙於為那些急於回家探親和不想馬上離京的打假電報、開假假條，忙於接站、送站。與此同時，他讀了大量的文學作品。有時候，他一連幾天鑽到圖書館裏。高爾斯華綏、陀斯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雨果、狄更斯對靈與肉、善與惡的提示和剖析與當時知青們的苦悶、彷徨、失望、抗爭絞纏在一起，使他如同受到了深刻的精神洗禮。他給一個在內蒙插隊的同學的信中寫到：“上午參加一個朋友的婚禮，我為他高興，可是晚上回到家裏又得知另外一個朋友被判處死刑，我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又能怎樣，這就是生活。”可以想像，他是以怎樣的心情迎來送往，而後，又是以怎樣的心情在北京獨處。

一九七五年，他的高中同學在內蒙為知青打抱不平，涉嫌一件命案，再加上一些反**、“四人幫”的言論，好幾個人身陷囹圄。他積极參与了此案的上訪。一個當年參與此事的同學回憶說，所有的上訪材料一經他的手修改，馬上變得條理清楚，而且份量加重。上訪很快有了結果，北京軍區馬上派專人調查，案情有了重大轉折，一些同學很快被釋放，另一些得到了從輕處理。雖然他身處北京，但他四處奔走出謀策劃，對案件的解決起了重要的作用。

經常聽他講一些離奇的事情，三角戀愛、情殺、起訴、私了、公了，似乎有一個場，有一個無形的道德法庭，他是法官，無償地、沒完沒了地解決一樁樁公案。他不顧風險地幫朋友躲避過追查，不堪其苦地為朋友打過官司，不厭其煩地給朋友調解過戀愛、婚姻中的矛盾和糾紛，不無同情地聽朋友訴衷腸倒苦水，同時，也不止一次地受到牽連，不公平地被誤解、遭抱怨。現在的人對此可能不理解，不以為然，可是當年我們這些人就是這樣相處的。只要是朋友，你的事就是我的事，生死相交患難與共的友誼也是這樣建立起來的。不知是我們老了還是社會變了，我常懷疑以後是否還存在當年那樣的人際關係。

大家說他是個好人，他為自己創造了——或者說大家共同為他創造了這樣一個人所共知的形象：在你遇到麻煩時，你第一個想到他。他有一種聚精會神地把注意力放在對方身上的習慣，他順着你的思路聽你把話說完，但並不急於下結論，也不總說你愛聽的。他總是試圖引導你站在對方的立場上，換一個角度重新把事情審度一遍。即使是你錯了，他也絕不會讓你感到孤立無援；在你需要幫助時，他會把同情、理解、時間、金錢給予你，讓你沒有拒絕的餘地；在你一帆風順的時候，他絕不再錦上添花。許多出國的朋友每年都寄來賀卡，讓人帶來禮物，但他從不回復，一次也不，固執得令人不可思議。

不了解他的人可能認為他是個愛管閑事的“無事忙”，在對他了解不深的人看來，他不過是個熱心的老好人，知道他所參與的活動的人會以為他很洒脫，只有熟知他的人才知道，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始終困擾着他，使他實際上很沉重，很孤獨，很多時候他都感到力不從心，疲憊不堪。

他曾經給我講過這樣一件事：他們廠里的一個工人，有三個孩子，夫婦兩人每月只掙五十多塊錢，冬天一家人吃白菜和鹹菜，夏天買撮堆兒的黃瓜，他平時經常接濟他們。一次過年，他給了那個人二十塊錢，過年之後，他看到那個工人穿了一件新衣服，心裏很不是滋味，忍不住對他說：“錢是給孩子改善生活的，如果你買二十塊錢肉，一頓都吃了我也沒意見，需要我還可以想辦法，可不是給你買衣服的。”沒過幾天，那人死活把錢還給了他。他告訴我時，這件事已過了很多年，但他的情緒仍然非常激動。他說：“你不知道當時我多恨自己，我恨不得打自己幾個耳光。他也是個人，別人能穿新衣服為什麼他就不能？就因為他窮；他也是個男人，是三個孩子的父親，他為什麼沒權利決定自己能不能穿一件新衣服？就因為錢是別人的，錢是我的；就因為我還拿得出二十塊錢，我就有資格教訓他，傷他的自尊，我成了什麼人了！可你不知道他的三個孩子多慘……”他講這一切時絲毫沒有一點兒委屈，一點兒抱怨。不知為什麼我當時覺得這有點兒像蒙太尼里似的懺悔。

我流淚了。我為他難過，但我無話可說。他確實錯了，我找不出安慰他的理由。我懂得他看到孩子時的感受，但我仍然無法為他辯護。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好心辦壞事或好心沒好報，他陷入了一種善良與另一種善良不能兼顧的悖論之中，為此我更加為他難過。我相信，如果他有很多錢，不，不用很多，只要他還能拿得出，就不會犯這樣的錯誤。但是他不能，他真的不能。一九七九年，他為自己的親弟弟辦理回京的手續，對方一再索要好處，最後一次，他去車站為其送行，對方又提出要求，大有滿足不了就會前功盡棄的架勢。他從手腕上摘下手錶遞上去，為自己拿得出一件還算值錢的東西而慶幸。

最能說明他這個人的是一次沒有結果的戀愛。她離了婚，本人在外地的一個工廠工作，北京只有一個年邁的母親幫她撫養着幼小的女兒，“文革”中一個黑五類兼有海外關係的家庭，面臨這樣的境遇，其艱難是可想而知的。在她沒有調回北京之前，他幾年如一日地每周去給老人提水、搬煤，以後又為她的調動四處奔走。我不能確切地說他們之間是同情還是愛情，是由同情導致愛情還是由愛情而產生同情，但是在七十年代，這種選擇需要有足夠的勇氣。他曾經把這比喻成是背十字架。最終他們沒能結合不是因為他對那樣一個十字架不堪承受，而是因為他的母親出於傳統觀念不同意他娶一個結過婚而且有了孩子的女人。他太愛他的母親，不願意傷害母親，其結果是自己背負雙重的十字架卻誰也沒有被成全。母親為他大齡不娶操碎了心，他與她苦戀多年最終分手至死未見，三刃刀刺傷了三個人的心窩，以後又一度成為我們關係中的陰影。一個愛情故事的開始是浪漫的，結局卻又免不了平庸，希望把一切都做得好到極致，結果卻總是不盡如人意。

當矛盾的雙方都是朋友，他又必須做出是非判斷的時候;當明明是社會的不公，他不得不違心地勸說別人委曲求全的時候;當他所鍾愛的人，由於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走向極端的時候;當一個人因為境遇的悲慘而沉淪而墮落的時候——在是非與善惡的天平上尋求到的平衡，頃刻又在本能和現實的天平中傾斜了。在勸說別人的時候，被壓抑的首先是他自己；在安慰別人的時候，受傷害的也首先是他自己。這種強烈的內心衝突，形成了極大的性格反差——堅強與軟弱，情感與理性，苛刻與寬容，自閉與開放，悲觀與樂觀，現代與傳統。

也許是他深感一個人為另一個人所能做的太少太少，漸漸地他把類似於救世主的信條修正為：做我該做的，做我能做的。而他自己不論怎樣累、怎樣難、怎樣苦都從不抱怨從不訴苦。我不止一次聽他對我對別人說：“如果你受了傷，沒有別的辦法，一個人舔乾淨傷口，然後若無其事地站起來。”他這樣要求自己，我成為他的妻子以後他也這樣要求我。我哭他從不哄從不勸。他說，只知道孩子需要哄老人需要勸，不承認女人也需要哄，有理智的人也需要勸。同時，他卻一如既往地成為女孩兒、男孩兒和女人、男人們信賴的兄長和朋友。我呢，則理直氣壯地指責他：一個只愛妻子和孩子、不愛別人的男人是自私的；一個愛別人而惟獨不愛妻子和孩子的男人是虛偽的。我承認虛偽不屬於他，也知道不管是愛也好恨也罷，他的方式總是獨特的。其實我欣賞的正是這種獨特，可趣味是趣味，一旦真正面對它又無法超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