倖存者的命運(7)

對拉貝及其家人來說，這些包裹彷彿從天而降。1948年6月，從拉貝的幾封信中，南京人民才得知拉貝是多麼需要他們的幫助，這些信至今還保存在中國的檔案館裏。國在那些包裹到達之前，拉貝一家採集野菜，煮成湯讓孩子們吃，大人則憑着一點乾麵包維持生命。當拉貝給南京寫信時，柏林的市場上連麵包都沒有了，這也使那些包裹更加寶貴。拉貝一家對南京人民的支持十分感激，拉貝也在信中說，南京人民的這一舉動使他恢復了對生命的信心。

1950年，拉貝死於中風。去世前，他留下了一份記錄他在中國工作情況的文字遺產：2，000多頁關於南京暴行的材料，這些材料都由拉貝進行了打印、排序和裝訂，甚至還有圖片說明。這些材料包括：拉貝及其他外國人的目擊報告、報刊文章、廣播消息、電報及屠殺的照片。無疑，拉貝已認識到這些記錄的歷史價值，或許，他已預見到這些材料會在未來出版。拉貝去世10年後，厄休拉·萊因哈特的母親從拉貝的文件中發現這些材料，並把這些材料交給萊因哈特。可惜不是時候：當時的萊因哈特已經懷孕，又忙於學校的考試；更重要的是，她害怕日記中那些可怕的內容。萊因哈特委婉地拒絕保存，拉貝的兒子奧托·拉貝博士則繼承了這些文件。這些材料在他的手中保存了半個多世紀，一直不為世人知道，甚至連德國的歷史學家也全然不知。

如此保密可能有幾個原因。據萊因哈特說，拉貝曾告訴奧托不要讓別人知道這些材料的存在。他的小心謹慎很可能與他曾受過蓋世太保的折磨有關係。但拉貝家人不願公開這些材料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拉貝的一些家人曾為拉貝的納粹身份擔心氣另外，即使這些材料很有價值，在戰爭剛剛結束的時候，出版一名納粹的材料或是宣揚他的成就在政治上是不合時宜的。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其他納粹對自己的記錄也保持着沉默。在發現拉貝的材料后不久，我得知另外一個納粹的關於南京暴行的日記，是克里斯蒂安·克勒格爾的《南京毀滅的日子》。克勒格爾在90歲時去世之後，他的兒子彼得·克勒格爾在他的書桌里發現這本日記。彼得在給我的信中說，他收到我的信時剛剛發現那本日記。這真是幸運，如果我的信早到一個月，彼得只能告訴我他父親只有關於南京暴行的幾篇報刊文章。時至今日，彼得也不知道他父親為什麼從未向他提起南京暴行或是那份日記。我想這與拉貝將南京暴行的報告呈給希特拉后遭到的冷遇和迫害有關。在日記的最後潦草地寫着一行字，無疑是克勒格爾的字跡：“這一切與希特拉政府的看法截然相反。所以，我必須對此十分謹慎。”是厄休拉．萊因哈特最終將拉貝的英雄事迹公諸於世的，在收到我的信時，她決定仔細檢查那些日記。她從叔叔(奧托·拉貝——譯註)那裏借來材料，決定親自讀一讀。然而，其中的內容遠遠超出了她的想像，@日本士兵在大街上集體強姦婦女和中國受難者被活活燒死的描寫使她感到天眩地轉，難以平靜。幾個月後，她還是擺脫不了恐懼的心情，於是，她毫不猶豫地向《人民日報》的一位記者坦誠地表達了自己對南京大屠殺的看法，也是一個顯然要引起爭議的觀點：日本人在南京對受難者的摧殘甚至超過了納粹的殘暴程度，日本人比希特拉還要壞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