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日(3)

南京的暴行--也許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最重要的事件——是作為整個戰爭時期日軍行為的一個象徵。合眾社一名採訪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年輕記者布萊克曼指出：“南京的暴行不是所有戰爭都普遍發生的一種獨立的事件。它是蓄意的，是政策。東京對此是知道的。因此，它是全世界傳媒的頭版新聞。這就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全部內容。”在審訊中出示的證據壓倒了日方的辯護。國際安全區委員會的一些成員也飛到東京，宣讀他們的日記，展示他們自己的研究發現，回答有關南京暴行的提問。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裁決毫不含糊地痛斥日本人在南京犯下的罪行，用一名觀察者的話說，日本兵“就像一幫野蠻人被放了出來褻瀆了這座城市"。法庭還作出結論，日本政府很清楚在南京的種種暴行。罪行畢竟是明明白白地在大使館眼前發生的。國際委員會曾經每天都拜訪日本駐外辦事處和日本大使館的代表報告當時的形勢，在頭6個星期甚至一天提兩次抗議。美國駐東京大使的約瑟夫·格魯個人會見日本的高層官員，包括廣田弘毅，通知他日軍的暴行。此外，1937年和1938年駐華的日本無任所公使伊藤也向廣田呈交有關日軍在華暴行的報告。

對南京暴行最強烈的譴責是針對松井石根的。作為當時日本華中遠征軍的指揮官，松井是最明顯的目標：在侵佔南京之前一個月，松井曾誇耀他的任務是“懲罰南京政府和無禮的中國人。”1937年12月17日，松井以極隆重的慶祝儀式進入該城，騎在紅棕色的馬上，接受士兵的歡呼。不過，歷史學家曾提出，松井有可能做了南京暴行的替罪羊。松井患有肺結核，病體贏弱，在城陷之時他甚至不在南京。

由於這個問題缺少文獻，松井對南京罪行的責任仍然是需要進一步研究和爭辯的課題。然而，證據表明，這個患結核病的將軍對整個事件感到罪責難逃，無疑是因為在朝香宮指揮之後，他未能維持日軍的紀律。為了彌補在南京犯下的罪行，松井在離東京約50公里的海濱勝地，他的家鄉熱海的一座小山上樹立了一座表示痛悔的神龕。從長江岸邊運去的幾袋泥土和日本當地的泥土混和在一起，經過雕刻、燒焙、上釉，製成——佛教仁慈悲女神觀音像。松井一家請來尼姑在佛像前念經，哀悼中國的戰爭亡靈。

然而，自我鞭撻的公開表演是一回事，願意為枉死的人討回公道則完全是另一回事。直至今日，松井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的行為仍然令人費解。在證詞陳述中，他沒有揭示在南京所發生的全部真相，這陳述原本是會牽連到皇室的。相反地，他一派胡言，不是撒謊就是偶爾自我譴責一下。他試圖為南京的暴行找借口，有時完全否認它們，並用他那關於佛教和中日親善本質的拐彎抹角、含糊神秘的論述來激怒檢察當局。他沒有一次指責天皇。相反地，他自責沒有適當地指向朝香宮親王和天皇，而他還告訴公訴人，為他們去死是他的義務。他說，“我樂意以這種方式結束”，“我確實渴望隨時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