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二：相濡以沫五十年(2)

泉城是美麗的，大明湖、趵突泉都是旅遊勝地，可是我們的心情卻太惡劣了。我們的二兒子發燒卻不能及時到醫院打針治療，因為日本統治下的濟南燈火管制，夜晚戒嚴。等到了天亮，已失去搶救之機，孩子夭折於濟南了，才8個月。

我們千里迢迢奔赴濟南的目的是為了生計，當時的聯合準備銀行在濟南建調查室，但錫還沒有到任，該單位就停辦關閉了。靠一點微薄的遣散費，我們過着困窘的日子，連電燈都被掐了，點蠟燭。想回北京路不通，竟在濟南困居了7個月。最後不得不把大半個家的用品、衣物等全扔在濟南，我們隻身回北京。但畢竟回來了。濟南之行是不幸的，是悲慘的，不但丟了東西，而且失去了骨肉，錫還帶回來一身病。

五、做腎摘除手術

大約在1947年，錫由恩師舉薦，到北京二中去教課。他帶病上班，堅持到解放，終於躺倒了。1950年他做了腎摘除手術，刀口一尺二長，是大手術，醫療費用不少，他有幸享受到公費醫療的補助。術后，他一天天地好起來，從打點滴，吃流食、半流，到終於能吃正常飯了。出院時吳大夫跟他說：“恢復得很好，也很快。摘除一個腎臟沒大關係，我也是一個腎。別人能活70，你也能活70。”充滿樂觀的吳大夫影響了病人。在錫的後半生中，他每每想起醫生的話語，他總是高高興興，歡歡喜喜，說說笑笑的。

六、老宮女來到我們家

錫出院后還須一段調養期，可這時我已經到北京二十五中(當時還是私立育英中學呢)去教課兼班主任，工作相當忙，只好請了幫工。可那時剛解放，“傭工是剝削”，也沒處找哇!此時我們的同學好友劉君說：“我給你們出個主意吧，把老宮女請來，那可是個好心眼的老人，就不知她肯不肯來。”說到老宮女，我們是有舊情的，我們在上大學時曾訪問過她，聽她講清宮軼事。可那位老太太(人們稱她大姑)是個乾淨利落人，手中還有些積蓄，她肯來嗎?劉君說，今非昔比，她的日子已經不好過了。當年西太后贈給她的東西，早已當賣一空。劉太監不但好吃、好喝，還好抽(鴉片煙)、好賭。劉太監死後，剩她孤身一人，還被匪盜劫搶過，已瀕臨絕境。

劉君是個熱心人，居然把老宮女給我們請來了。我們尊她為長輩，稱她何大媽，讓孩子叫她何奶奶，從此我們和老宮女有了一段親密接觸的時間。她抽空把宮裏的所見所聞、親身經歷，詳詳細細地說給我們聽，其中不乏眾多難得的史料。老宮女何大媽直到錫完全恢復健康，上班了，孩子也上了小學才離開我們家。當時我們一再挽留她，並要為她養老送終，但她搖搖頭，說要去恩濟庄看老劉。恩濟庄是埋太監的地方。我們和老宮女的一段情緣就這樣結束了，但是她這個人和她講過的皇宮裏的故事，卻長久地留在我們心中。

七、在北京二中

大約1947年，錫到北京二中教課。二中是著名老校，歷來文理兼重，尤以文科享譽社會，作家輩出。二中出身的作家人數多、影響大、式樣廣。如鄉土文學作家劉紹棠(已故)、大牆文學作家從維熙、京味文學作家韓少華、兒童文學作家尹世霖等，早已享譽全國，作品被譯成多國文字，並獲獎，名揚海外。錫有幸或說有緣，和青少年時的名人邂逅。從維熙說，王錫先生是我“48年前的老師”；韓少華憶起在二中上學時，王老師給他的作文《秋窗夢》得甲的情景；劉紹棠說，王先生雖然沒教過我，但我也曾向他請教過；那位畢業於清華大學，今已成為著名紅學家的楊乃濟，每想起當年就讀於北京二中聽王錫老師講韓愈《祭十二郎文》時生動形象的教態，還念念不忘，記憶猶新；現代文學館的常務副館長舒乙，也是二中出身，王錫曾當過他的班主任。中學生時的舒乙是班幹部，到過演樂衚衕我們家，問功課或談班上的工作……幾十年過去了，錫在北京二中任教僅只數年，卻給不少人留下深刻而難忘的印象。

八、蘭州之行

20世紀50年代前期，錫離開了北京二中，到蘭州西北師範學院去教課，也是恩師的舉薦。音韻學家趙蔭棠先生曾慨嘆：“王錫如果評不上教授級職稱，誓無天理!”這是何等的愛戴、賞識和器重!然而他辜負了恩師的企望，五臟不全的錫很難適應西北的氣候、生活環境，尤其醫療條件等都比較滯后。他病病歪歪地回到北京。記得那是個寒冬的夜晚，他風塵僕僕地從西北歸來，進門第一句話就是：“我回來了，我再也不出門了。”(指到外省外地工作)他臉上滿布灰塵、冰碴，眼裏溢出冷淚水。他老了，他提前老了，其實那時還不到“知天命”之年。自蘭州歸來，他再也沒出遠門，再也沒離開北京，再也沒離開家，直到退休，直到辭世。

在晚年，錫曾經非常坦誠地說：假如我們沒有結婚，假如我沒和你結婚，也就是假如我沒遇到你，我不會活到古稀之年，頂多活三十幾歲，像我爸爸一樣，早早聽蛐蛐叫喚去了。的確，志同道合，有共同愛好，有共同追求，有共同語言是精神生活的基礎；物質呵護又是不可須臾廢離的必要條件。錫的一生是窮困的一生，是和疾病鬥爭的一生，又是在政治運動的漩渦中翻滾掙扎的一生。是什麼動力使他戰勝種種不幸和困難，而頑強地活到76歲高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