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線南移”殃及馮雪峰(1)

在檢查《文藝報》的“青年宮會議”上，後來還有另外一個議題，就是決定開展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也就是親歷者通常所說的“戰線南移”的問題。

在對《文藝報》的所謂錯誤進行批判之際，參加會議的全國文聯委員胡風作了兩次發言。胡風的做法，在後來大規模的聲討胡風的時候，被稱之為加入了向黨“進攻”的行列。

胡風在發言之前，顯然是作了精心的準備的。他在發言中認為，《文藝報》的錯誤是“我們戰線的失敗”，錯誤的性質和根源是他一向反對過的“庸俗社會學”。胡風不但猛烈抨擊了《文藝報》，而且批評了《人民日報》；不但批評了馮雪峰、朱光潛、黃葯眠等人，也直接點名批判了周揚、袁水拍等人。

胡風的發言中，基本上否定新中國成立以來以周揚為代表的黨的文藝工作的領導，加深了他和周揚等人的對立情緒。這種“在錯誤的場合走進了錯誤的房間的”舉動，無異於引火燒身。因為儘管胡風所聲討的“庸俗社會學”的確是文藝界的主要問題，但是，**在關於《紅樓夢》信中所指示的，卻不是胡風所要決心解決的“庸俗社會學”，而是“資產階級唯心論”；批判對象也不是過去曾和胡風有過結怨的周揚等文藝界領導，而是在三十年代同胡風交好的馮雪峰。因此，胡風當即就遭到了與會者的批判。

在會議結束時，周揚在《我們必須戰鬥》的發言中，便專門列有“胡風先生的觀點和我們觀點之間的分歧”的章節，對胡風進行了批駁。

周揚這個講話事先送給**審閱過，**認為這個講話“是好的”，並“作了一點修改”。**顯然贊同對胡風的批判。由此說來，這大概是**對文藝界公開批判胡風一事較早的表態；也可以說，在批判《文藝報》的同時，對胡風的公開批判就拉開了序幕。

序幕拉開，在隨後的半年多時間裏，對胡風的批判波及全國；對胡風的定性也由“反黨集團”升級為“反革命集團”了。胡風也在這場大冤案中開始了漫長的牢獄生涯。

胡風既然被視為“反革命”，那麼，就要清算他的“反革命的歷史”。按照當年的思維模式，胡風的革命歷史被一筆勾銷，他在三十年代的種種也變成了其“反革命罪行”的一部分了。

走筆至此，心頭不免悲涼：胡風本想藉此機會攻擊周揚，出出二十年對峙的一口惡氣，但因為不明白最高領導的意圖，自己先掉進陷阱里去了。

三十年代，胡風與魯迅保持了很好的關係，並參與醞釀“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提出。這些我在前文敘述的歷史，在這樣的清算中變成了胡風“欺騙魯迅”、“分裂文藝界”的“反革命罪行”。學術界在談及三十年代“兩個口號”爭論的問題時，聲討胡風也成為主要的內容之一。而這種聲討，就為改變以往對這場爭論的評價打開了一個缺口。

1955年14期的《文藝報》，發表了魏璧佳的《胡風反革命理論的前前後後》一文，在揭發胡風所謂的罪行時說，在1936年“兩個口號”爭論期間，胡風“在魯迅與黨的關係之間進行挑撥離間”。他所寫出的《人民向大眾文學要求什麼》一文，“一方面是抗拒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另一方面藉此製造進步文藝界的分裂和糾紛”，“破壞當時已經走向開展的文藝界的抗日大團結”。這是“與國民黨姦細、托洛茨基分子裏應外合”，是對“國防文學”這一口號的“猛烈的、超‘左’的攻擊”。胡風的文章是與魯迅和雪峰商量后寫出來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也是魯迅提出來的。文章居然把這一切算在了胡風的頭上，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已經到了改變以往評價的時候了。

受這樣的大環境的影響，著名文學史專家劉綬松在1956年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一書中，在談到“兩個口號”論爭的原因時，引人注目地寫下了這樣的話：“兩個口號”論爭產生的原因，還“由於混進我們革命文藝陣營來的蔣介石特務匪徒胡風，他竭力破壞我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從中挑撥魯迅與黨的文藝工作者（如周揚、夏衍、馮雪峰）之間的關係，製造革命文藝陣營內部的分裂，為他的主子——帝國主義與蔣匪幫——忠誠服務，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