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1)

1908年11月，周揚出生於湖南省益陽縣，原名運宜，字起應。在家鄉度過了幾年近於私塾的學習生活后，1925年秋季，他考入上海南方大學，1926年又轉入大夏大學。在大學時期，周揚雖對革命思想非常感興趣，但對他影響最大的卻是尼采。周揚自述說：

惟因當時在李石嶺教授影響下，深深醉心於尼采主義，尼采思想在我的生活中曾起重大作用，我應該說，是革命的作用，他教了我大膽否定一切因襲、傳統、權威，在我腦筋中行了一次大掃蕩，沒有這次大掃蕩，接受馬克思主義也許不會有這麼純凈、乾脆。然而也正因為這點尼采主義的教養，使我在一九二七年對革命極端的傾倒當中，保持了在組織上超然的立場。

尼採的“上帝死了！”“重新估價一切價值”的名言，使周揚受到了鼓舞。在掃蕩了“腦筋”中的“傳統、權威”的同時，周揚開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開始了對**的嚮往。周揚在自述中寫道：

“四一二”以後，正當白色恐怖非常高漲，昨天還是革命者的我所認識的好些同鄉，今天突然變成了規矩人的時候，我卻再也不能抑制我的憤怒，我感到一種要報復的**，於是我就加入了黨。

雖然成為了一名**員，但在當時的白色恐怖下，周揚並沒有對黨所領導的革命有多大作為。加上隨之而來的暑假，周揚決定借探家的機會，到當時大革命的中心武漢去尋找一份工作。在武漢徜徉了一個多月後無果而返。等到他再回到上海的時候，不但他的入黨介紹人夏鍾潤到日本去了，而且“以前的同志許多都不見了”，而“留下的也是消極的消極，自首的自首”，周揚傷心地寫道。總之，他“已再找不到組織這個東西”了。

懷着“不能忍受這樣長的日子”的心情，周揚不想再在大夏大學熬兩年拿文憑，而是轉到了不到一年就可以拿到文憑的高師科。在拿到文憑后的1929年初，他來到了左翼思想和普羅文學（即無產階級文學）十分盛行的日本，一方面尋找自己的入黨介紹人，另一方面將自己的理想融入到左翼文學行列。

就在周揚因為失去組織不堪“忍受這樣長的日子”的時候，馮雪峰正在上海，投入到一場與提倡“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為己任的太陽社、創造社批判魯迅為主要內容的相對立的“論戰”中。

1903年6月，馮雪峰出生於浙江義烏南鄉一個名叫神壇的山村。9歲那年，他以第二名的成績考上了設在金華的浙江第七師範學校。1919年的“五四運動”波及金華，發生了反對學校當局專橫壓制的學潮。馮雪峰作為這次學潮的帶頭人，被開除學籍。他轉而來到杭州，準備繼續自己的求學生涯。

1921年秋，馮雪峰考入浙江第一師範學校。當時，這所學校名師雲集，後來寫成中國文學史主要章節的葉聖陶、朱自清、陳望道等名家，都在這所學校里任教。這樣的文學氛圍，激發出了馮雪峰文學上的才能，也培養了他文學理論上的素養。在西子湖畔，他與同學柔石、潘漠華、魏金枝、汪靜之徜徉其間，人傑地靈的山水，青春期躁動的情感，激發了這些人的靈感。一個在中國文學史上佔一個章節的“湖畔詩社”，就在那時成立了。作為這個詩社重要一員的馮雪峰，在1921年18歲時，就出版了兩本詩集。洋溢在字裏行間的那清新的風格，濃郁的情感，感動了郭沫若、郁達夫、葉聖陶甚至**等人，他們為此留下了一連串的贊語。

1925年，馮雪峰在北京大學旁聽學習。此時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在廣州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的**，很需要得力的幹部，他讀了馮雪峰的新詩非常喜歡，於是寫信給在北京的雪峰，希望他能到南方去工作。馮雪峰雖然離開了令他陶醉的西子“湖畔”，但他文學的情結則更加濃烈。結果，他拒絕了**的邀請。

在此期間，馮雪峰以完全自修的方式，學會了日語。那時，日本學者大量翻譯外文書刊，其中就有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刊。學會了日文的馮雪峰，從1926年開始，閱讀和翻譯日文書刊，特別是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如普列漢諾夫、盧那察爾斯基等人著述的馬克思文藝理論書籍及介紹蘇俄文學的書籍，逐步接受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