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周魏峙(3)

為了弄清楚一些問題，我也看過周揚和上海文化界一些黨員領導同志在延安時談到他們與黨中央失去聯繫后，如何堅持黨的鬥爭，開展革命文藝工作的情況，也看過周揚寫的自傳、回憶錄等文章，並在參與籌辦一些30年代文藝先驅，像田漢、陽翰笙、夏衍等人的學術紀念活動時，也多次講過這一觀點，目的是寄希望於一些文學史研究家，希望他們完成這一研究。但是，坦率地說，儘管關於30年代文藝的研究取得了很多值得注意的成果，但以周揚和馮雪峰的關係為切入點的研究成果，我很少看到。現在讀到徐慶全同志這本書後，留存在心中多年的願望又被激活了。

作者徐慶全同志，從一九九六年開始，致力於對周揚和文藝界的研究。也許正因為他不是研究文學史的科班出身，他對周揚和馮雪峰關係的研究，反而是視野開闊高屋建瓴的。不僅僅局限在文藝範疇內研究，而是把文藝活動放在歷史的大舞台上進行考察。書中對周、馮二人關係的考察，也是基於這個大舞台。舞台上遠景，是我們黨一幕幕波瀾壯闊、豐富曲折的歷史影像：而近景則是文藝運動歷史上的一朵朵浪花。遠近背景的相互交替，在舞台上活動的周揚和馮雪峰的形象，也就鮮活起來了，兩人五十年交往中的一切，也就被還原到一個個歷史場景中去；進而，30年代左翼文藝運動的歷史、建國後幾次“左”的大批判運動的歷史，也在這種考察中清晰起來。

比方說，三十年代周揚與魯迅之間不融洽的關係是如何形成的?作者沒有人云亦云地單純糾纏在個人恩怨上，而是從30年代整個上海大的歷史環境以及黨的組織原則上來提出自己的看法。在作者看來，考察周揚與魯迅的關係，30年代上海白色恐怖是最主要的線索。正是因為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統治的日漸加劇，對**黨中央領導機關的嚴重破壞，特別是1935年對田漢、陽翰笙等文化界黨員的大逮捕，導致周揚等人行動更不自由，沒有與魯迅及時溝通的條件，才加深了魯迅對周揚的一些誤解；而遠在陝北的黨中央更難以得知上海黨的組織的具體情況才指示馮雪峰先與魯迅等非黨人士聯繫，這也是十分正確的、合理的，周揚本不應為此耿耿於懷。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周揚居無定所．行動隱蔽。魯迅雖然名氣很大，為了躲避迫害，也曾多次搬家，周揚和魯迅難於及時溝通，溝通不到位，誤解也就產生了。作為30年代過來的人，作者的這一分析，在我心中引起共鳴。

因此，我很看重作者從歷史大場景來定位整個左翼文藝運動史這一特點。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前，我常聽到周揚提到的一句話是：“文藝是階級鬥爭的晴雨表”，而階級鬥爭是最大的政治。這句話意味着文藝界的每一次運動，都與政治聯繫在一起，反映了當時歷史條件下的政治思潮。因此，研究文學史如果不與政治歷史，也就是黨的歷史發展聯繫起來，要想取得很好的成果是很難的。徐慶全同志在涉足文學史研究之前，就具備了豐富的黨史知識，這就使他對文學史的研究，對周揚和馮雪峰關係的研究，也有了更多的歷史感。

這本書的第二個特點，是以史實說話。書中的資料非常豐富，有許多是首次亮相。徐慶全同志是從歷史研究轉而進行文學史研究的，歷史研究所要求的深入挖掘材料、實證史料等素養，他是具備了的。通讀全書可以看出，作者在搜求材料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書中那些鮮為人知的材料有兩個方面來源：一是留存在文藝界人士個人手上的書札和機關檔案，這些都是未曾披露的，也只有有心人才能搜集到的；一是文藝界人士的口述回憶。聽他說，自一九九六年轉到對周揚和文藝界的研究后，他主要從事的就是這兩項工作。他先後採訪了幾十位文藝界人士(我也是在他來採訪時認識他的)。抱着“歷史的書寫從來就不是偉人的專利”的想法，作者採訪的對象十分廣泛，既有親歷重大歷史事件的“重量級人物”，也有當年參與歷史事件的普通人員，甚至只是高校的一名普通教師。廣泛的採訪，同一事件不同背景下不同參與者的敘說，便於作者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側面匯總歷史全貌，進而得出自己的看法。而這樣的採訪工作又促進了作者對文藝界檔案材料的挖掘和搜集工作。且不說書中的觀點如何，就史料而言，此書的出版也是相當有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