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周魏峙(1)

周揚自二十多歲就步入左翼革命陣營，擔任“左聯”黨團書記，1937年從上海來到延安，作為文化藝術界的領導人，周揚一直為**所倚重。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周揚一直是中國意識形態的最主要的領導人之一，並被稱為**文藝思想的權威解釋者、執行者。

周揚的是非功過，需從歷史的氛圍來看。在黨內政治生活比較正常的情況下，周揚在思想上的睿智和理論上的卓識是他人難以企及的。但是，當黨內政治生活不健康、指導方針存在着嚴重失誤的時候，周揚也難置身事外，他不但竭力宣傳執行“左”的理論，而且在這一理論指導下嚴重傷文、傷人。

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周揚對於過去“左”的思潮造成的危害心情甚為沉重，他從理論的高度對自己在十七年中的工作進行了深切的反思，尤其對在“左”的路線指導下傷文、傷人的事情有了醒悟，感到十分沉痛。

子曰：“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韓愈說：“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人能知自己的過處，是大智，堅決改之，是大勇。從這個意義上講，周揚的確做到了大徹大悟，大智大勇。“文化大革命”以後，在那一個全民族反思的年月里，周揚同志真誠地動情地向那些受過傷害的同志致歉，同時淚眼模糊的剖析自己。在談到30年代文藝問題時，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他們對魯迅先生的意見尊重不夠的缺點，作為一位文藝界長期的領導人、理論權威，他良知的反思具有深刻性與徹底性。

從歷史的反思中向受傷害的同志表達愧疚之意，周揚首先想到的就是馮雪峰同志。

馮雪峰同志比周揚同志長五歲，他與周揚一樣，都是在一九二七年國民黨發動“四·一二”大屠殺的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國**的。在周揚因白色恐怖失掉黨的關係時，是擔任“左聯”黨團書記的馮雪峰和夏衍恢復了他的黨籍。在左翼革命文藝陣營中，周馮兩人曾經是並肩作戰的戰友，是相濡以沫的同志。

遺憾的是，這種關係並沒有多長時間，兩人就幾乎從戰友、同志成為冤家對頭。這起因也就是眾所周知的，馮雪峰從陝北到上海沒有去找周揚、夏衍等黨員，而去找了魯迅，以及“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論爭。尤其以後在魯迅答徐懋庸信中點出“四條漢子（田漢、夏衍、陽翰笙、周揚）的問題，使他們的處境十分尷尬。

建國以後，馮雪峰曾任中國作協副主席，《文藝報》主編，中國作協黨組書記，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周、馮二人雖同屬文藝界，但當年“兩個口號”爭論的陰影，一直在他們之間遊盪，不但情感隔膜，甚至思想也常處於對立狀態。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時，作協黨組擴大會舊事重提，“兩個口號”的論爭又成為馮雪峰被劃為右派的“罪證”之一；再往後，“文化大革命”揭幕，“國防文學”又被野心家**誣為資產階級口號，周揚首當其衝地被揪斗直至入獄；主張“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馮雪峰，也未能倖免，受到殘酷的迫害。直至一九七五年馮雪峰生病在家，周揚從監獄釋放出來，他去看了雪峰。兩位命運多舛的同志站到了一起，相逢一笑泯恩仇，多年的芥蒂終於冰消雪融。

在這次歷史的會面之後，馮雪峰寫了他生命中的絕筆：《兩隻錦雞》。文章中兩人胸懷寬闊、對歷史有深刻認識的形象，也躍然紙上。

因在文藝界工作多年。周揚、馮雪峰之間的這種戲劇性關係，我也有所了解。也許正因為如此，徐慶全同志才將這部《周揚與馮雪峰》書稿送給我，希望我能讀完全稿，提提意見，特別表達了希望我為之寫序的願望。

《周揚與馮雪峰》全書25萬字，比較準確地描寫了兩個個性鮮明的歷史人物彼此的牽絆、糾葛、恩怨，以及他們在歷史風雲的變幻中跌宕起伏的命運。讀完這部書稿后，雖然對我很有些啟發，也讓我頗有感慨，但要提筆寫序卻讓我十分猶豫，難以落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