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夏季 那個秋天》第十章(3)

酒鬼料不到耿東亮會說出這樣的話來，他第一次開始認真地打量面前的這個小夥子了，一邊打量一邊卻笑起來了，是微笑，很緩慢、很開心的樣子，一點聲音都沒有，所有的皺紋都出來了，耿東亮注意到酒鬼在笑起來的時候其實是又傻氣又單純的，甚至也有些天真，酒鬼說：“錢我不能還你的。錢對我來說是手的一個部分，到了我的手上就是我的手指頭。”

耿東亮簡直就不知道再說什麼好了，只是無奈地看四周。眼睛差一點兒就要出來了。酒鬼注意到面前的這個高個子年輕人有一雙特別生動的眼睛，目光清澈，忍讓，還有些纏綿，是那種在所謂的“正路子”上長大起來的年輕人，內斂、膽怯、本分、缺少攻擊性。酒鬼說：“你就那麼急着想做歌星？”

耿東亮說：“我只是急着像你那樣掙到錢。”

酒鬼向左側咧開嘴，笑起來了：“像我這樣，掙到錢？”

“是的，”耿東亮說，“有了錢我就可以去做歌唱家，有了錢我就可以獨立，有了錢我就可以自由。”

酒鬼又笑了，說：“像我這樣，獨立，自由？”

耿東亮說：“我是說獨立，自由，我沒說願意像你這樣。”

“為什麼？”

“我在坐牢，你同樣在坐牢。”

酒鬼屋子裏的白天永遠像黑夜，門窗封得嚴嚴實實的，點着蠟燭，只有那台華寶牌分體空調均勻的嘆息。好幾次耿東亮都以為自己生活在深夜了，而一出門又是白天，耿東亮在出門的時候時常與午後的天色撞個滿懷，呆在門口，愣在門口，弄不清時間的明確方位。

酒鬼給耿東亮所安排的教學內容只是仿唱。那台先鋒音響在整個下午都開着，耿東亮握着麥克風，十分小心地跟在一張舊唱片後頭照葫蘆畫瓢，酒鬼則守着另一個麥克風，坐在小吧枱的裏頭，喝酒，玩燭光，撫摸小刀片，監工那樣關注着耿東亮的每一個發音，耿東亮一滑到美聲上去他就會用刀片敲擊麥克風的網狀外殼，整個屋子就會響起音響的迴環聲了。酒杯就在他的手頭，過一會兒就是一口，過一會兒又是一口，酒鬼不說話，他在給耿東亮“上課”的時候永遠就那麼坐在小吧枱的內側，既像一個永遠做不上生意的吧枱老闆，又像一個永遠不知道“天亮”的孤獨酒客，他的酒吧里放滿了酒，各式各樣的酒瓶呈現出各種各樣的款式與顏色，散發出來的光芒有一種近乎哀怨的那種鎮定，酒的反光成了酒鬼的背景，被燭光照耀着，每一隻酒瓶都有一支蠟燭的倒影。的確，酒瓶與燭光是一種天然的依賴、天然的彼此照映，一瓶酒有一瓶酒自己的蠟燭，它們在酒的深處，顯現出假性燃燒。

“你首先得弄清楚你是誰。”酒鬼在漫長的沉默之後終於開口說話了，“你想表達什麼，然後才是聲音。脫口而出，不說不行，表達得越簡單越好，越明了越好——簡單、明了，是歌唱的生命，像呻吟那樣，像呼救那樣，呻吟、呼救，它們是現代人最真實的世俗情懷。你惟一要做到的是準確，然後訴說。你不要像美聲那樣顧及音量，顧及聲音的品質，對於通俗歌曲來說，這是話筒和電聲的事。人私語，若上天打雷，歌唱就這麼回事，歌唱的時候我們通着天。”

其實酒鬼有一種言說欲。寡言的人似乎都有一種言說**，這一點同樣類似於酒，不過，是啤酒。寡言的人如同被封壓的啤酒那樣，天生就有一種內存的壓力，金屬蓋一打開來內存的壓力就成了一種自溢，所有的內容都向瓶口吐氣泡。酒鬼在說話的時候甚至還有點像太陽下面的冰塊，開始是傲慢的，端正的，但慢慢地就會自融，有了不可收拾的流淌與波動，陽光閃閃爍爍的，跳蕩而又綿延。

歌唱是什麼？酒鬼這麼問。這一問酒瓶的封蓋就打開了，端正的冰塊就會正好迎着太陽了。歌唱是我們的活法。

世界上只有一種人不會歌唱，那就是我們漢人。酒鬼說，每個民族都有每個民族自己的歌、自己的旋律。但是我們沒有。憂傷、遼闊、曠達，苦中作樂，那是偉大的俄羅斯，天藍藍海藍藍，那是意大利，蘇格蘭是溫情的，南美是紛繁的、本能的。聽過蒙古歌曲沒有？天高地闊。苗族的呢？甜美，嗲得很，嬌得很；藏族的歌聲鼻息是不通的，直上直下，有一股蠻荒氣；維吾爾的歌聲就更美妙了，可以說妙不可言。不管他是什麼民族，他一開口就會把他的民族性表露出來，就像他的語言和長相。漢人沒有歌，漢人沒有發音方法。你不知道什麼旋律屬於漢人，但是漢人很自信，我們會把兄弟民族的歌聲說成自己的民歌。這一來我們就更沒有歌聲了。你學的是美聲，這種做法就如同法國人用毛筆寫七律情書，德國女人裹腳，巴西佬向自己的老丈人送臭豆腐。

你心中有上帝嗎？沒有。沒有上帝你唱什麼美聲？美聲要求上帝子民的身體變成一架樂器，成為合理的、科學的、利用最高的聲音共鳴器。美聲從一開始就是先在的、奴性的，它面對的是天堂、上帝，還有君主，你的聲音只是禮物、頌歌、讚美詩、懺悔——那是聖樂。可你又崇敬什麼？你沒有懺悔。你有什麼？你有願望、欲、虛榮、渴求，你需要解放、自由、自我，所以你別學他媽的美聲，你天生就是一個俗人，那就唱自己，那就噴發，照鏡子那樣，讓真嗓子發出真聲。感受感受你的現時、即時、此在、臨在。就像你遺精，在虛妄中自溢。不要說謊。這年頭人都在說謊——除了病人面對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