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最後的游擊戰(1)

姨父拿到“平反決定”時已經五十八歲。他聽說要打破“幹部終身制”，六十歲就要交班，只剩下兩年時間了。他在想，在行將離開工作崗位的時候，要抓緊干點什麼呢？

他的眼睛盯住了公司的住房問題。遠洋船員最頭疼的問題就是沒有住房。公司機關在廣州，而數以萬計的船員卻散佈在上海、青島、大連、天津、武漢、重慶等各個港口。這些港口都有公司的派出機構，卻跟當地政府沒有任何工作關係。在“計劃經濟”年代裏，各地政府不會把遠洋公司的住房問題列入本地計劃。姨父到大連、上海、武漢港口的船員家裏“串門”，看到不少船長、大副、輪機長，把兩根木頭杆子靠在別人家的牆上，搭一個小庵子，那就是他們的家。

姨父搞了一個解決房子問題的計劃，得到了領導班子的同意。到各地政府說好話、要房子、磕頭燒香的任務，就理所當然地交給他了。

他面臨著一個棘手的戰役。當他情緒亢奮地講着在武漢、在大連、在上海、在杭州怎樣“跑房子”的故事時，我感到，他是在動用一個“老公安”的特殊關係和特殊手段，在行將與權力告別的時候，再留給後人一個可供享用、可在歷史上矗立一些時候的驚喜。

給大連海員“跑房子”，他找到了遼寧省副省長兼公安廳廳長張鐵軍。張鐵軍在太行根據地保衛機關當過偵察科長，是個“老公安”，他們在北京見過面。一天早上，他忽然接到公司駐大連工作組組長楊永才的電話，楊說，千載難逢的機會來到了，張鐵軍到了大連。但在第二天，大連市委書記就要外出，希望他當天就趕到大連，搶在市委書記出差之前，拉上張鐵軍跟市委書記搞定住房問題。晚到一天，就很難再找到“三照面”的機會了。

這就難了！姨父說，我是上午九點鐘接的電話，十點鐘有一班飛機從廣州飛瀋陽，到達時間是中午十二點鐘多一點;從瀋陽到大連沒有飛機，每天只有一班火車，飛機到達瀋陽距火車發車只有半小時，從飛機場到火車站還有一段路，下了飛機就要趕火車，實在太難了。但我不能放棄這個機會，就對楊永才說，你立即找張鐵軍，請他要遼寧公安廳派一輛車、一個人，到瀋陽機場接我，一定想辦法把我送上去大連的火車。

他打完電話就直奔機場，趕上了十點鐘起飛的飛機。到瀋陽一下飛機，遼寧省公安廳的警衛處長已經帶着八個缸的“奔馳”車在機場門口等着了。姨父說，警衛處長也是完成“特別任務”的老行家呀，他把車開得嗷嗷叫進了市區。交警都認識這輛車，跑到哪裏，哪裏給綠燈;跑到哪裏，紅燈照樣過。他事先給瀋陽火車站站長打了招呼，把車子開到了火車站貴賓室門口，車門一開，站長就在門外等着呢。站長和警衛處處長拉着我就往貴賓室里跑。貴賓室那邊門一開，一股道上就停着去大連的火車。剛剛把我送上去，火車就“嗚”地開動了。

姨父說，不是我老朱自誇呀，這個事，沒有點特殊手段是辦不到的，只有我老朱辦得到，我老朱幹這一行是干慣了的。當天晚上，我就緊鑼密鼓地找到了副省長兼公安廳廳長，再跟他一塊兒找到了大連市委書記，當場拍板，就把房子的事情搞定了。OK！當晚就批了條子，簽了字，只剩下找下面辦事的具體落實了。我心裏也OK了，住下來，洗了澡，該吃點、喝點呀，弄幾瓶啤酒、弄點白酒喝呀，最好有點雞爪子什麼的。可惜喲，天太晚了，啥都冇得了。姨父大笑。

姨父說，我們這樣的人就是喜歡搞“突破”，哪個門檻過不去，哪個地方卡了殼，就專揀哪個地方去突破。

但是，當他背着包包去“突破”上海的時候，卻遲遲找不到突破口。他暗訪過一些建築工地，也偷看過不少地皮，而且受到了上海房管局局長和不少熟人的接待，可是一提起要房子，他們都把腦袋搖得像撥浪鼓，十分冷酷無情地、毫無討論餘地地表示無能為力。姨父困守在上海大廈長達半月之久，整天不下樓，手不離煙捲兒，悶在房間裏吞雲吐霧。

就在他感到“老朱才盡”的時候，忽然想起了一個人，就是原“水上衛隊”隊員、“文化大革命”時跟他一起護送王任重的曹志勤。王任重已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曹志勤仍是他的秘書。姨父立即打電話向曹訴苦。曹志勤也不愧當過“老公安”，給他出點子說，你抓緊就房子問題給任重同志寫個告急信，但不要作為文件傳遞，那個收呀、發呀、登記呀，程序太複雜，時間拖不起。你直接寫到我家裏，一竿子插到底，我直接送給任重同志，請他給你想想辦法。姨父照辦。沒幾天，他就在上海大廈收到了曹志勤的回函，在他寫的“告急信”上，王任重赫然批了一句話:“請彭沖同志關照解決。”

彭沖時任上海市委書記。他一看到王任重的批示，就指示上海市政府張秘書長召集房管局、建工局等有關局、委開會，專門解決遠洋海員的住房問題。姨父驚嘆地說，上海的同志當場拍板，給我們一萬平方米，把我高興得差點暈過去。主持會議的張秘書長是跟着陳毅進上海的人。會開完了，他說，老朱哇，你真狠哪！我說咋啦？他說，上海一解放我就來了，我還沒見過哪個省、哪個大區、解放軍哪個兵種、任何一個單位，能在上海一下子要走這麼多房子，還按上海的價格，沒多收你一分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