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久消耗戰略

1921年，美國主持召開華盛頓會議，與英國商討維持遠東局勢。國民政府早在1937年8月7日的最高國防會議上，就曾正式制定了“採取持久消耗戰略”的方針。８月18日，蔣介石在《告抗戰全軍將士書》中公開這一戰略方針。他說：“倭寇要求速戰速決，我們就要求持久戰、消耗戰。”以後又多次重申“要以持久戰、消耗戰打破敵人速戰速決之企圖”。蔣介石首次闡發了“持久”和“消耗”是中國抗戰的基本戰略方針,是中國戰勝日本的方法之一。8月20日,南京國民政府發出了戰爭指導方案和作戰指導計劃。戰爭指導方案指出：“為求我中華民族之永久生存,及國家主權領土之完整,對於侵犯我主權領土,與企圖毀滅我民族生存之敵國倭寇,決以武力解決之。”作戰指導計劃要求：“**部隊之運用,以達成‘持久戰’為作戰指導之基本主旨,各戰區應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計劃,以完成任務。”這一計劃雖然對貫徹持久戰主旨的部署和指導缺乏周密的考慮和相應的計劃,但畢竟是已考慮到在敵強我弱,既要阻止日軍的強大攻勢,消耗其主力,又要保持中**隊主力的情況下制定的，比較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與過去的作戰計劃相比,無疑是前進了一大步。但從實際落實情況看，由於國民政府最高軍事當局對中日戰爭的嚴重局勢估計不足，缺乏長期作戰的思想基礎和持久抗戰的充分準備，又認為依賴國際干涉可以儘快結束戰爭，所以從“七.七”抗戰開始至南京失守期間，國民政府軍隊實際上是以陣地戰消耗敵人，在戰役上爭取持久戰，而在戰略上則是幻想迅速結束戰爭。抗戰開始以來的許多重要戰役都是陣地防禦作戰。1937年年底，是中國抗日戰爭史上最危險也是最關鍵的時刻。在華北與華東兩個方向，中**隊以血肉之軀，苦苦支撐了5個多月的全面抗戰，打破了日本侵略者妄圖3個月內滅亡中國的企圖。同時，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中國北起內蒙的包頭，包括太原、北平、天津、濟南、青島，南到上海、南京、杭州等重鎮，被日軍所佔領。中國政府主要的工業基地與對外經貿的口岸，都被日軍攻佔，中國主要的財政收入關稅與鹽稅，失去了主要的來源。在軍事方面，大部分擁有較為現代化裝備的中央軍以及地方精銳部隊，也都受到嚴重的耗損，需要進行整補。對於中國抗日戰爭的前途，國際社會普遍比較悲觀。熟悉中**事最高機密與內情的德**事顧問福爾肯豪森，在1937年12月30日，對德國大使陶德曼表示，即使中**隊裝備能夠得到補充，中國只能勉強支持6個月，他建議蔣介石應該接受日本的和談條件。而陶德曼大使對中國戰力的估計，比福爾肯豪森還要悲觀。美國的情報估計認為，中國的後勤支持，最多只有4個月而已。當時外國駐華的情報與軍事人員也都認為，國民政府即將承認失敗事實，而接受日本的和談條件。日本沒有想到，國民黨政府居然會回絕日本的和談條件，因此日本政府在盛怒之餘，乾脆在1938年1月16日發表了不與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進行任何交涉的正式聲明。日本政府的意思非常的明顯，就是假如中國要想與日本談和，那麼中國內部必須先將蔣介石推翻。兩國交戰，交戰一方政府不僅不宣戰，反而否認另一方政府的存在，這既反映了日本政府的狂妄，也對國民政府的抗戰起了一定的刺激作用。事實上，日本人既否認國民政府，又拿繼續軍事行動威脅國民政府，其用意無非是要中國停止抵抗，舉手投降。但蔣介石心裏明白，此刻投降，那他和他的國民政府，立刻就會被中國千百萬民眾和各黨派憤怒的狂潮所淹沒。他是不會幹這種蠢事的。降低投降條件，他試過，可日本人不答應。所以他所能選擇的只有繼續抗戰一條。要說抗戰，蔣介石並不像他的副手汪精衛那麼悲觀。汪精衛總認為中國再戰必亡。可蔣介石向來把汪的話當做文人之言。他心裏清楚日本人的底牌，他更清楚已無兵可派的日本人要把他的200多萬人殲滅，那不過是痴人說夢。只要能在這關鍵時刻頂住，隨着日本人的消耗，國際社會的干預，甚至西方國家的參戰，那失敗的結局一定屬於日本，而不是他蔣介石。因此，在南京失陷后的３個月裏，蔣介石政府表明了長期抗戰的決心，堅決反對日本提出的任何“和平”倡議。人民，特別是敵人後方的人民，開始積极參加抗戰。游擊隊的活動日益擴大，對軍事行動的進程產生着越來越大的影響。經過半年的抗戰，國民政府最高軍事當局已認識到國際干涉及和平談判短期內均不可能實現，中日戰爭已形成持久之勢，又接受了華北、淞滬、南京作戰的教訓，開始轉變戰略指導，由單純固守陣地、據點進行死拼的戰役，改為不強調“一城一地之能否據守”，而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持久消耗戰略。可見，南京失守后，國民政府才真正開始實施持久消耗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