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譯本前言(2)

他在德國期間，欣賞了李斯特的演奏，首次在新建的鐵路上行駛，以及其他等等，過得還算愉快；意大利則令人失望，已不是他1833和1834年那時候所見到的能使他勾起美好回憶的可愛的國家了。天氣惡劣，不是暴風雨，就是地震，台伯河洪水泛濫。他的牙疼的老毛病又犯，胃口不好，而背地裏還要為錢、為《摩爾人的女兒》的命運操心。元旦那一天，他進入聖彼得大教堂祈禱：“主啊，請賜給我作家的不朽的名聲吧，保佑我健康平安!”

12月18日，《摩爾人的女兒》舉行首場演出，大約一個月以後，他終於聽說觀眾對它的反應並不熱烈，而且只演了三個晚上就撤下了。財政上遇到了大問題。愛德華·科林又給他寫了一封信，這封信着實傷害了他，信上是這樣說的：“如果你以為對《摩爾人的女兒》惡意的中傷留下的印象，使你失去了觀眾，那你就錯了，因為這種批評早已被人忘記了。”“……當前有另外一部重要的文學作品取代了它的位置——具體地說，就是海貝爾的《新詩集》，屬於同一類型，形式上也非常完美，真是一部傑作。”這部擠掉了安徒生那倒霉的劇本的作品，是海貝爾的《亡靈》，它是諷刺劇，其中的亡靈在地獄裏受到一種刑罰，即必須坐着連續看完《黑白混血兒》和《摩爾人的女兒》兩齣戲的演出，而地獄裏既不生火，也沒有燃料，只有“永遠不停地重複沒有靈魂的生存，而失去靈魂的**常常是活着的”(布列茲多爾夫，148頁)。安徒生則利用遊記中上溯多瑙河時在檢疫站的一段描寫進行報復，出了一口惡氣。他在一個腳註中為海貝爾最近一部作品寫了長篇頌詞。——英譯者注

這次失敗相當於1834年元旦《埃格納特與人魚》在羅馬的失敗，同樣地悲慘，如果不是更加悲慘的話。安徒生當時認為他正面臨著文學和財政雙重的災難，他想要自殺。

3月初，他前往那不勒斯，在那裏真的生了病，躺倒了，必須放血。他放棄了去希臘的一切希望，可是突然聽說克里斯蒂安國王向他頒發六百元旅行津貼，以使他的行程不致中斷。

安徒生這一代人所接受的是傳統的教育，對他們來說，希臘以它所擁有的神話、傳說、藝術以及悠久的歷史等等西方文化的各個部門，是無人不曉的國家，但不容抹殺的事實是：他們實際看到的東西，絕大多數是他們不熟悉的。那裏沒有古典時代雕塑的天神般的石像的殘遺，地面上只有廢墟和一堆一堆的亂石，可以供你想像一度輝煌的希臘。在被土耳其征服幾個世紀之後，到了1821年，希臘終於起來反抗，並取得了暫時的勝利。西方觀點的流行，部分的原因歸於拜倫的東來，以及他於1824年12月病逝米索隆吉所產生的影響。1827年10月，在決定性的納瓦里諾一役中，英、法、俄聯合摧毀了土耳其和埃及的艦隊，1830年簽訂阿德里安堡協議，乃宣佈希臘為獨立的王國。

1831年，第一任國家元首卡波迪斯特里亞斯遇刺身亡，巴伐利亞大公奧托被推選為國王。這位年輕人和他那位德國出生的妻子阿瑪莉，安徒生在雅典時曾經見過，並大力加以讚揚——他和他的政府在執行所面臨的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即民族的復興。

在土耳其旅行，對希臘的大學生來說，絕對不可以與接受古典時代的教育相提並論。安徒生曾經讀過拉馬丁的《憶1835年東方之游》一書的丹麥文譯本，並且從錫拉前往比拉埃夫斯途中在“利庫爾戈斯”號輪船上借到歐仁·博雷寫的遊記《一個旅行者在東方的通信和回憶》。但是，正如他在日記中所說的，在東方旅行需要想像力，而他在這方面則是綽綽有餘的。

1841年，土耳其不動聲色地平復了二十年前遺留下來的創傷——丟掉了希臘，與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無休止地鬧糾紛。在歐洲，奧托曼帝國控制的疆域擴大到了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兩地現屬羅馬尼亞)，以及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現為南斯拉夫)。年輕的蘇丹阿卜杜勒·麥什德為啟動改革作了最大的努力，並不比他對於治下的基督徒所處境況的考慮來得容易。不過，不可避免的反抗和民族主義的潮流，是絕對壓制不住的。

從君士坦丁堡回國，安徒生可以從原路(即經由希臘和意大利)折返，或者進入黑海轉多瑙河上溯維也納而抵達丹麥。

1830年，當水上航行還沒有使用汽輪的時候，溯多瑙河而上是不可能的，水流的力量和鐵門等天然的險阻，使得這條河只能開通下行的航線；而即使是十年以後，上行的輪船也不見得就安全。

安徒生在國外旅行中，必定要尋找本國的同胞做伴，外交官、藝術家、作家，以及其他人，同他們在一起才能談話，才感到安心，才覺得習慣。但這並不表示他忽視他所在的當地“土著”的生活，雖然他的想像力非常豐富，他卻是個現實主義者。他寫的那些故事，一而再再而三地發表正確的社會主張(有時還非常尖銳)；他寫的遊記，出現在他的山水中的那些人物，絕對不是普通的人，他們有自己的生活，他對他們的觀察是無微不至的——從馬爾馬拉海船上那個手拿玩具的土耳其小姑娘，直到那悲傷而高傲的想當一名軍官的匈牙利男孩，莫不如此。

然而安徒生不是政治動物，不是跑政治新聞的記者，他只是詩人，是用散文表達自己親身經歷和感受的天才的詩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