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難夫妻的生死訣別

1967年6月19日晚，又被批鬥了一天的李立三在家裏稍稍喘了口氣，顧不得渾身上下骨頭像散了架似的疲憊，哆哆嗦嗦提起筆來，寫信向**報告。

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

我成為華北局文化革命運動被批鬥的主要對象，已經快一年了，其中雖然有起有落，但最近兩個月，華北局各組織（共四個組織）已經召開了14次鬥爭我的會，加我以許多罪名——莫須有的罪名。我的精神和身體所受的折磨，已經非常厲害，特別是頭痛頭暈，難於忍受，幾次寫信請求讓我治療或休息幾天（在家裏，每天來訪的人總有三四批），都未得到允許。

最近六月五日，忽然成立了“揪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團聯絡站”，參加聯絡站的革命造反組織有58個之多。在聯絡站成立的公告上說：“竊據華北局書記處職務的李立三，是一個老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托洛茨基分子，裏通外國分子，四十多年來，他一貫地、猖狂地反對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反對**思想，反對**的革命路線，積極為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篡黨、篡政、篡軍活動忠實效力，他勾結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牛鬼蛇神，進行一系列裏通外國的反革命罪惡勾當……”

主席！上述這些加給我的罪狀都是捕風捉影、無中生有捏造出來的，如果有一條是符合事實的話，那麼，我不僅應當受到群眾的批判鬥爭，而且應當受到黨紀國法的處分……有人說，這是中央文革批准，我開始是不相信的，現在想如果沒有中央文革的批准，怎麼能成立這麼大的聯絡站？如果中央文革中真有人看了這個公告而批准了的話，這真是抹煞歷史，歪曲事實，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給一個忠實的**員加以莫須有的滔天罪行，這真是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

主席！我在歷史上犯過立三路線錯誤，使黨的事業受到很大損失，這是在任何時候都應受到群眾批評的。但我在犯了立三路線錯誤以後，在莫斯科時期，雖然處在非常困難的環境中，還是不止一次地不顧個人的利害，以至生命危險，堅決維護黨的利益。如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時，王明搞篡奪黨領導的陰謀，我是堅決反對而且及時揭發了的（康生同志知道）。又如1938年至1939年在莫斯科坐牢時，我對共產國際幹部部長誣衊我們黨的事件進行頑強的鬥爭（恩來同志知道）。

我從1946年回國以後的二十一年中又犯了幾次嚴重的錯誤（如梅河口會議的發言，全國總工會的錯誤，1962年參加河北省委的發言等等），但的確只是由於對主席思想學習不夠，領會不深而犯的錯誤，而絕不是什麼有意乾的反黨罪行。在華北局工作十幾年來（註：這是指包括從1955年中央書記處第三辦公室以後的十幾年），雖然犯過一些錯誤，沒做出什麼成績，但總是盡自己的力量，為黨的事業多少做一點工作。我絕沒有耍什麼陰謀把戲來反對什麼人；我從來沒有個人野心；我從來沒有搞過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思想的活動；我從來沒有同任何反黨集團有過任何關係（如高饒，我同他們反黨活動都沒有任何關係），我和我的全家（包括我的老婆和兩個女兒）都絕對沒有干過裏通外國的罪惡行為。因此，我認為這種對我的鬥爭，和聯絡站的公告是一點也不公正的，一點……

信寫到這裏，一陣急促的打門聲把李立三的思緒打斷。他預感到這是不祥之兆，立即把未寫完的信稿拿到卧室，往枕頭下一塞，還沒緩過氣來，一群造反派已經洶洶地站在他的身邊，不容他給家裏人說句話，就被揪住衣領拖上了汽車。

“造反派”們這次把李立三秘密看押在三里河一座樓上私設的牢房裏。

第二天，造反派按事先計劃，把李立三與他夫人李莎押在一起開了一次鬥爭會。

鬥爭會設在華北局禮堂里。由於李莎是個“洋人”，又是中央文革小組“欽點”的“蘇修特務”，人們像看“西洋鏡”似的，都想看個稀奇。所以，整個禮堂人山人海，被擠得水泄不通。參加陪斗的還有所謂“高（崗）習（仲勛）反黨集團漏網分子”張某某，所謂“叛徒”蘇某某等七八人。

鬥爭會歷時3個多小時，李立三與李莎始終被按站在台前。李立三面容憔悴，顫顫巍巍，一副站立不穩、隨時都要倒下的樣子，但面對造反派的厲聲呵斥，他仍然“死不認罪”，矢口否認有什麼“特務活動”。李莎則被彎腰達90度，以至汗流浹背，衣衫全濕透了。儘管這樣，她還不時偷偷看一眼李立三，見到李立三那奄奄一息的樣子，心中如刀割一般……

好不容易批鬥會結束，按事先約定，主持這場批鬥會的造反派要把李立三“交還”給另一個造反組織。為了不暴露李立三的藏身之地（惟恐別的造反組織知道將其搶去），他們先把李立三夫婦放在一輛黑色伏爾加汽車裏，後面又暗地裏跟了一輛汽車，先向東往李立三家的方向行駛，行進到文津街附近突然停車，命令李莎下車，轉到另一輛車裏，單獨送回東單北極閣家中。李莎毫無思想準備，連與李立三告別的機會都沒有。更讓她萬萬沒有料到的是，這次批鬥會上夫婦二人的見面，竟成他們倆最後的生死訣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