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故不參加 “二二八”運動

隨着停發維持費日期的臨近，學生們大起恐慌，紛紛往使館請求設法維持。中國駐法公使陳籙，連續發電給北京國務院、教育部並各省督軍、省長，報告學生困難情形，請速匯款救濟。二月下旬，北京政府複電稱：“現時國庫奇絀，在法學生之無錢無工者，惟有將其分別遣送回國。”責成公使館辦理。

公使館向學生宣佈政府回電內容后，主張勤工的一派學生，當然沒什麼反響，因為他們本身就沒有希求政府津貼有什麼着落，他們關心和努力的，就是在極力向各機關交涉“覓工”，爭取多得些“位置”。而反對做工的一派學生在得知政府回電消息后，知道維持費肯定是難望繼續了，便認定若再不直接行動，不可能達到任何要求。於是，便有了“二二八”運動。

2月28日，“求學派”學生400多人集合於中國駐法使館，要求每月給學費400法郎，以4年為期(因此，也有人稱之為“44”運動)，公使不允，學生不散。至午後，陳籙偕留學生監督高魯，往大眾聚集之公園當眾演說。學生以公使仍不允每月400法郎之請，將其圍住。“雙方爭執，陳退回使館，眾尾之，突有法國警察向前解散，是蓋國內政府與駐法公使之故智也。幸留法學生謹訓，雖以生死當頭之麵包問題，猶能從容退讓，隨驅隨散，未至流血……代表在使館久坐不去，至晚由法警挾之出，至警署告以：‘此(乃)貴國公使指令也，無我等事，君等可歸寓矣!’學生方面主張‘勤工’者，當然愈堅其主張，廣布其意見，冀得多數同情者，以堅‘勤工神聖’之壁壘。”

李維漢曾在自己的回憶中寫道：

以趙世炎、李隆郅(即李立三)為首的“勞動學會”是一個進步團體，但當時仍篤信工學主義，主張堅持勤工儉學到底。王若飛等一部分貴州同學也持相同主張。他們都不贊成請願，認為請願是向反動政府乞憐，要求補助是寄生蟲。針對求學運動，他們提出“甘做苦工，不希官費”的口號。我們沒有採取積極態度去同他們討論問題，爭取共同行動。徐特立、黃齊生兩位教育家也支持他們的主張。蔡和森和我……都是徐先生的學生，一向敬愛他，這時也沒有去同他討論商談。這些都是我們的缺點。

李立三在回憶中則說：

二八事件包圍大使館，我們沒有參加。事後出現一種謠言，說我和(趙)世炎是受了陳籙的收買，因此，對這次事件不積极參加。其實，我和世炎雖不同意這次行動，但對中國大使館勾結法警毆打學生的行為表示憤慨。因此，事件發生后，我們便明確地表示：①堅決反對大使館勾結法國警察毆打學生；②應建立一個群眾性的勤工儉學會。為此，我們勞動學會的八個人聯名發表宣言，號召全體學生團結起來，反對大使館勾結法國反動派毆打學生。至此，人們對我們的懷疑才解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