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舉的西部情結--《西部生命》(22)
據史書記載，敦煌文化的興起源自中原文化人士的大量流入。早在五涼時代，敦煌就成了一個人物薈萃、名家輩出的文化昌盛之地。此間見於史傳的敦煌學者就不下於50餘人。
其中著述可考者達10餘人。這裏邊有一個叫宋纖的人，他超凡脫俗，清心寡欲，不與世人交往，隻身隱居酒泉南山，苦心修佛，授業弟子竟達３０００餘人，為佛教文化作出了貢獻。
我很想找尋一下關於記載宋纖這個人的文字，可惜我沒有找到。我不知道他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過怎樣的坎坷，也不知道他是否有家室是否有愛情，但是，我可以從史書上對他的極其簡短的文字中理解他的精神世界。他肯定有着一種憂鬱的性情。正是這種憂鬱使他隱居山林，圖個心緒寧靜。一個人只有進入了大的憂鬱境地才會獲取大的悟性，才會傑出。宋纖應該具務這種東西，所以我說他是一個真正的文人。現在絕不會出這樣的文人了，因為不會再有人出山隱居了。
走進敦煌學不能不拜謁譯經大師竺法護（曇摩羅剎）。他是月氏人，世代居住敦煌。他曾經跟隨師傅雲遊過西域諸國，通曉天竺語又暢晉言，在敦煌、長安等地組織譯場，翻譯佛經，“德化四布，聲蓋遠近，僧徒千數，咸來宗奉”，他的影響得到了人們的深深敬重，遂成為中國佛教史上早期的著名的譯經大師。這位大師的弟子竺法乘協助譯經，他虔誠地跟隨法護往來於長安敦煌間。後來，他在敦煌的影響竟超過了他的師傅。有這樣一段文字記載他的功績：“西到敦煌，立寺延學，忘身為道，誨而不倦。使夫豺狼革心，戌狄知禮，大化西行，乘之力也。”正是因為有了這麼一些獻身的學者，才使得敦煌變得神聖起來。
在我尋找到這些幾乎被歷史雲煙遮沒了的敦煌學子和大師們同時，我對於中國歷史上的
幾代統治者有了一種新的認知。敦煌學能成為豐富的礦藏，離不開他們的扶植。
西涼主李ND964執政后思賢若渴，他曾經“采殊才於岩陸，拔翅彥於無際”，他還在敦煌“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隋文帝楊堅非常信奉佛教，尊佛教為國教。公元６００年，文帝下詔：“佛法深妙，道教虛融，降大慈，濟度群品……故而建廟立祀，以時恭敬，敢有毀壞及偷盜佛及天尊者，以不道論。”由於文帝對佛的推崇，隋代敦煌莫高窟的鐫龕造像超越了前代。如果說隋文帝對佛的推崇，那麼進入唐代政權時，佛的地位更加顯赫。唐太宗時佛與道並舉，到了武后則天時，她專崇佛教。在莫高窟中，有好幾處菩薩佛像據說就是塑的武則天。我在那個唐時建的最大的石窟中，看到了高高的牆壁上畫著一幅立着的菩薩像。這是個女人，據說這就是武則天。唐代窟中的壁畫大多色彩鮮艷，可是，惟有這幅畫像是黑色的。在光線暗淡的黑色石窟中瞅着這幅黑色的女人巨幅立身像，不禁有種畏葸感。聯想到漢武帝樹立的一尊黑神，莫非武則天也崇尚黑色？我在別的有佛的地方還看到過武則天的塑像，或者說得更準確一點那種半武則天半佛的像，這種像都是色彩鮮艷的，這種色彩本身就體現着唐代的繁榮。可是，為什麼這一處莫高窟中的畫像完全是一種黑色調子呢？這像一片巨個的黑影高掛在這個大洞的空間，千百年來，我可以感覺出它給人帶來的是怎樣的壓抑。
然而，武則天畢竟是一心一意信奉佛的。或許是由於她的影響，敦煌的佛寺如雨後春筍蓬勃發展。如：龍興寺、靈圖寺、開元寺、大雲寺、普光寺、金光明等都已載入史冊。一時
間，唐代的莫高窟出現了這樣一番景象：“前有長河，波映重閣，”何其壯觀！
“安史之亂”以後，敦煌為吐番佔領。吐番政權始終不穩，無法贏得敦煌人心。但是，吐番奴隸主貴族篤信佛教，這使敦煌的佛教得以空前發展。他們大興佛寺，廣度僧尼，當時人口僅3萬的沙洲便有上千僧尼。寺院擁有大量土地和寺戶，從事手工業和畜牧業。在吐番統治者的扶持下，寺院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這一時期的莫高窟仍然開窟不止，若按每年平均數計，其開窟鐫龕速度超越了初唐和盛唐。到了西夏統治敦煌時，立國者元昊提出了“佛圖安疆”的主張；一生征戰的鐵木真具有着真正蒼狼的性情，但他卻不排斥佛教道教，即便是在艱苦的征戰途中，他還讓道人講道。元朝政權對於敦煌佛教的主要貢獻還是到了八思巴於１２４６年起出任忽必烈國師，喇嘛教薩迦派十分得勢，與此相應，密宗盛行於敦煌，成為敦煌寺院的主要教派，在莫高窟留下了藏傳密宗的畫塑。元代在莫高窟開洞窟８個，重修前代洞窟１９窟，共合２７窟。到此為止，可以說歷代統治者都重視敦煌，都敬佛都為敦煌文化的發展作出過貢獻。他們似乎在比試着看誰建的窟多立的佛多。這是一種風雅呢，還是一種手段，抑或統治者的某種寄託？無論出自一種什麼動因，也無論多麼強大多麼不可一世的統治者，面對博大精深的敦煌都將捉襟見肘。多幾個窟與少幾個窟，對於他們的盛衰無助；真虔誠與假虔誠，對於他們的生命無補。以佛安疆，只能是一個淺顯的神話。我很難分辨窟中的佛帶着哪個朝代的胎跡，我更多的是注重表情。佛的表情豐富多彩，高深莫測，但所有的表情均來自色彩與光線的作用，而幽暗的石窟所給予佛的只能是一種沉鬱。時間越久，佛的表情就愈加沉鬱。石窟的整個氛圍是沉鬱的佛焉能不沉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