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官司的滋味兒(11)

當我將電話“啪”地一聲掛上時，我的腦子嗡嗡作響，耳邊似有一群蒼蠅在亂飛。

我的心緒糟糕透頂，這種情緒一直影響了我的過年心情。

2001年的春節，我是在相當焦慮與煩躁中度過的。大年初一，我就與妻子吵架了。在這樣的日子裏吵架，是我們結婚二十年都不曾有過的。

生氣呀，真生氣，生真氣！我生氣為什麼他們按官階遞增着一個個找我，讓我放棄維護正義的權益？他們怎麼就這樣無視知識產權？他們不是一般的人，他們應該比我更清楚知識產權的重要性！我一個區區主編、作家，置於龐大的官場不過一介書生，我只不過維護了我自己應該維護的權益罷了。我維護得多麼脆弱多麼無助，我這種微不足道的維權，居然影響了“安定團結”，豈不滑天下之大稽！

然而，我更多想的是這件事情的背後。或許我們的領導一而再再而三地找我，也並非是他們自己的本意，他們也是受人之託。而這種始終抓住，始終希望通過行政手段來做我工作的人，怎麼不會想想劉元舉是個作家，他不是個想往上爬的人，他不會因為行政干預而放棄原則放棄尊嚴！他是個有思想有見地的人，他是個有着堅定的人生追求的人！如果我知道這個打電話的人是誰，或許我會義正詞嚴地告訴他我的想法，我可能會與他進行一場關於知識產權、關於是與非的激烈辯論。我還想問問他，張建偉為什麼不認錯？他不認錯你為什麼偏偏想讓我退出讓我放棄讓我吃啞巴虧？你這樣豈不是害了他嗎？我還要問問他：世上有這個道理嗎？你的東西被人家偷了，你還得高姿態，你還不能追究偷你東西的人，追究了就不利於安定團結！抄襲人家作品的人，不就是文盜嗎？其性質與小偷何異？

妻子一向是個息事寧人的人。她身體不好，神經脆弱，經不起一點壓力。尤其她總是替我擔驚受怕。這種擔驚受怕始於我第一次去闖蕩黃河源時。

那一年是1988年。那時候，是我人生的低潮時期，工作生活多方壓力搞得我心灰意冷，就好像命運之神變着法兒作弄我。我們結婚就沒有房子住，住在辦公室里，頗有點苟且偷生之感。

好不容易給了房子，卻是在邊遠的新樂小區而且是一樓，廂房。那個房子格局十分不合理，一條走廊曲里拐彎，我在不足四平米的小屋子裏寫作。屋子裏採光不好，白天也得開燈。這種極度狹窄的空間帶來了我內心與日俱增的壓抑與憋悶。終於我決定走出去透透氣兒了。

我去往黃河源時，沒有告訴妻子。她只以為我是因工作需要去西安組稿。

確實我頭一站去了西安，住了兩天，從西安坐上了去往西寧的列車。詩人曉雷當時還在《延河》編輯部，他一直把我送到車上，而且他給我聯繫了西寧的著名詩人白漁先生。我在西寧見到了白漁，他十分豪爽，與我一見如故，請我到他家吃飯並給我朗讀他的黃河源抒情詩。他聽說我要一個人去黃河源，眉頭鎖緊了。他說這個季節不好，要去應該在夏季，夏季黃河源頭才充滿詩情畫意。他說格桑花美得不得了，他說蒼蠅也可愛得不得了，可以像蜜蜂一樣傳授花粉。他說夏天的黃河源一切都好得不得了，卻獨獨不贊同我在這春寒料峭的三月去往黃河源。

他見我執意要去，也不好再阻攔。《青海湖》雜誌社的同仁們也曾勸阻我，他們聽說我從未去過高原，便給我講了好多高原上應該注意的事項。他們特彆強調了高原反應。他們確實想得很細，替我借到了一件皮大衣。那是件很厚很沉的大衣，裏邊是白色的長毛，如果翻過來穿在身上，我就成了一隻立起的綿羊了。虧了這件皮毛大衣，什麼時候想起來，我都對《青海湖》的編輯同仁們感恩不忘。

他們給我送行，我覺得他們的表情過於嚴肅，而這種嚴肅多少有些悲壯的意味，這使我對於自己獨闖黃河源本來就沒底的心裏邊，更加顯得沒有着落了。但是，我仍然為自己平生決定的一次冒險而滋生着莫名的亢奮。

要去往黃河源，得乘坐公共汽車。因大雪封山，從冬天一直封到春天，我在西寧汽車站買到了雪化后的第一輛公共汽車的票。買到這趟車票的人中，還有冬天時，從玉樹那邊過來的人，因大雪封路，他們到了這邊就回不去家了，只能等到第二年大雪開化后，路通車了，他們才能重新回歸家園。

頭一輛車是在早晨迎着陽光離開西寧的。我的心情也隨着陽光一起明亮開來。我的裝束可能與車上的人不一樣，而且差異特別懸殊，所以，我上車以後，就不斷地有人朝我投來好奇的問詢目光。有的乾脆直接問我去往哪裏？去做什麼？

這輛車從西寧始發，終點站到玉樹。我要去的是瑪多縣。黃河源是在瑪多縣境，我是從一位參加黃河漂流的人那裏得知的。我對於瑪多也好玉樹也罷，是同樣的陌生，我只知道汽車是朝前方開的，至於什麼時候能夠開到，開到的地方是什麼樣子，將會遇到什麼，會不會有危險，會有怎樣的危險我是一無所知。

出了西寧城便奔上高原了。高原也是平地，在視野中是看不出來有多麼高的，能看出來的只是那山體一律的光禿，偶爾有棵樹，醜陋地吊在那裏，與奇形怪狀的山石相襯，根本談不上詩畫之意。高原的路好像不是人工修出來的，而是車輪自然碾壓出來似的。那麼寬闊的草場地，似乎可以任意去壓，在草原中間壓出來了筆直的轍線，一直通向遠方。遠方蒸騰着溫潤的氣息，令人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