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為什麼要選擇南京下毒手(12)

揭穿守山虛構的報道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很有代表性，值得深刻分析和研究，它標誌着日本記者受到嚴格的新聞監控，而在中國報道的明確方針是：只准報道皇軍在國外的“聖戰”，不準報道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和中**隊的堅強抵抗，殺死很多日本官兵，阻滯了日本軍戰略行動的期限；只准報道皇軍攻陷對中國人的所謂“宣撫”，不準報道皇軍的姦淫搶掠。軍國主義的手段是極其殘酷的，對被侵略者燒殺、姦淫、搶掠毫不手軟，對違犯軍規的人的處罰，包括污辱人格在內，拳打腳踢，無所不用其極。因此，在“這樣方針”的約束下日本記者敢越過雷池一步嗎?

田中正明說：“當時有100多名日本特派記者和十幾名外國記者競相採訪。其中無一人拍下‘大屠殺’照片，也沒有人耳聞目睹過屠殺情景。”(見《虛構》第13頁)情景真是如此嗎?《紐約時報》記者德丁在12月15日前留在南京，他對日本兵屠殺人民的情況作了報道：

一般市民，不問男女老少都被日本兵槍殺。消防人員和警官都成了日本兵的犧牲品。日本兵一走近，如出之於恐怖心理而逃跑的，就有被槍殺的危險。在日本軍加強市內管制時期，凡外僑巡視市內所到之處，連日來看到了一般市民死亡的情況。時常見到有老人趴在路上，很明顯，他們個個都是被日本兵憑一時高興從背後開槍擊斃的。(前引書2，第292頁)

此外，還有馬吉牧師偷偷拍下南京大屠殺的紀錄影片。貝爾加米尼在《日本天皇的陰謀》一書中說：

約翰·馬吉牧師，戰後是美國耶魯大學的牧師，他用攝像機記錄了他所見到的情景。後來他鄭重聲明：這部黑白影片沒有適當地反映出“黑色帳篷和紅色帳篷的真實情況”。人們感到影片中顯示的那殘缺不全的屍體，濺滿鮮血的房屋和挑在刺刀上的嬰兒，實在慘不忍睹，不堪公演，因而僅有少數人觀看了影片。

作者之所以反覆引用記者德丁的報道，不厭其煩地論證報道的準確性和公正性，是由於德丁是南京大屠殺的目睹者，從第三國的立場出發，不偏不倚，真實地報道了當時的實際情景。馬吉牧師偷拍的影片，直接揭穿了田中正明的醜惡嘴臉，不是“其中無一人拍下‘大屠殺’照片，也沒有人耳聞目睹過屠殺情景”，而是既有人拍下大屠殺影片，也有人目睹了大屠殺的情景。

日本記者因受到日本軍部的新聞監控的限制，又從狹隘的民族觀點出發和考慮到本人的利害關係，只能象守山一樣虛構一些皇軍“聖戰”“宣撫”之類的報道，根本不可能通過日本報紙報道皇軍在國外燒殺、姦淫、搶掠。這個論斷是從守山那幾篇無中生有的虛假報道中得出的結論。日本軍部不僅不允許本國記者報道南京大屠殺的真相，連德丁在《紐約時報》上以《美國傳教士筆下的南京恐怖統治》報道的報紙都被日本當局檢查后沒收了。這樣，日本的特派記者越多，虛構的報道將越來越多，為《虛構》提供虛構的所謂“證據”也越來越多，到頭來終成子虛烏有。

1938年1月8日，《新申報》以《日本軍親切關懷難民，南京充滿和睦氣氛》為題，進行了長篇報道，現摘錄若干以供讀者鑒別：

“南京市的街道依然沉寂。慈和的陽光照耀着西北角難民區。從死裏逃生的南京難民，現在已經受到皇軍的撫慰。他們跪拜道旁，感激涕零。在皇軍入城以前，他們遭受中國反日軍隊的壓迫，生病的人沒有醫藥上的幫助，飢餓的人不能夠得到一米一粟，良民的痛苦，無以復加。

幸而皇軍現已入城，伸出慈悲之手，散播恩惠之露。在日本大使館的西首，難民數千人放棄了以前無聊的反日態度，因為生活有保障，群相額手稱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跪迎皇軍，表示忠忱。在難民區內，日兵向難民分散麵包、餅乾及香煙，難民莫不感激逾恆。日兵並在營房附近饋贈禮物。

同時，衛生隊也已開始進行醫藥救濟工作。雙眼將失明的人得重睹天日，咳嗽甚劇的孩子，兩腿膿腫的老婦，都免費療治。難民們沾皇軍的恩惠后，滿面愉悅，圍繞日兵，高呼‘萬歲’。”(見《史料》第260至261頁)

《新申報》捏造的是安全區內的難民們接受了日本軍的“深表同情”的“優待”，似乎難民區內極為平靜，難民們已和日本軍“和睦”相處了。但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每天向日本大使館就日本軍暴行所提出的報告，揭穿了《新申報》捏造的謊言：

第180件，1月8日，5、6個日本兵在沈舉人巷22號強姦婦女后，開槍射擊居民，有個姓李(音譯)婦女受傷。

第181件，1月8日，4個日本兵在昨晚闖進了高家酒樓附近49號袁(音譯)氏家裏，企圖強姦三名婦女(21歲、25歲、29歲)。由於她們行動遲緩，沒有聽任日本兵擺佈，日本兵便向她們開槍射擊。

第183件，1月8日下午6時，三個日本空軍飛行員強姦了華僑路4號姓高(音譯)的姑娘(18歲)，事後任意開槍射擊。

第184件，1月9日，一位老人離開安全區回到大沽巷(音譯)，想看看自己家的情況，以便決定是否能夠住下來。他一到家，三個日本兵站在門前，一言不發，其中一個開槍，打穿了他的兩條腿。現在，老人正在鼓樓醫院治療[威爾遜]。(引同前書2，第1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