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女性(1)

一次聊天，使傑奎琳有了新的想法，她感覺自己擁有着太多的時間。又一次回到一個人的生活后，傑奎琳感到無所適從。卡羅琳和約翰都去學校了，享受着他們自己的生活，而她卻成了一個孤獨的人。

45歲的年紀，兩次成為遺孀的經歷，讓傑奎琳發誓她將永遠不再結婚。歐納西斯去世后，她曾經這樣向一個朋友傾訴：“我始終都是與男人一起生活。”“現在開始，我將不會再選擇那樣的生活了。”傑奎琳開始考慮下一步應該怎麼走。

問題是：下一步是什麼呢？

每個人（包括她自己的母親）都在極力勸說她去寫自己的回憶錄，哪怕只是歷史的需要。但是，對於傑奎琳來說，撰寫自傳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她生存的方式不是躊躇於過去，而是不斷地向前——新書籍、新面孔、新思想才能真正吸引她。過去對她而言，是沒有這樣的吸引力的。她曾經說過：“當你能夠在戶外奔走，為什麼一定要蟄居在斗室裏面對着黃色的便箋簿絞盡腦汁地寫回憶錄呢？”

然而，傑奎琳也有一股強烈的願望想寫點什麼，哪怕那根本談不上是一本完整的書。她打算為《紐約客》的前部分寫“談論這個城市”（這兒的“談論”是行業術語）。對於傑奎琳來講，“談論”的匿名性質（在那段時間作者是不需要署名的）是最合適的。這是一條通道，藉此，她可以憑藉她自己而不是她的聲譽和名氣，將她認為的重要的有意義的想法表達到最前沿的位置。

許多的作家都夢想着有一天可以為《紐約客》寫稿。但是，只有極少部分的人可以實現這個崇高的目標。身為世界上最知名的女性，傑奎琳並沒有靜候約稿信的來臨。１９７４年下半年的某一天，她致電編輯威廉·肖恩，表達了她想為他工作的興趣，之後，在西５１大街的卡拉維拉餐廳，他們共進午餐，熱烈地討論了她為雜誌社寫稿的事情。畢竟，傑奎琳對事物的觀察和認識非常到位，她領悟很多的道理，尤其對人的了解和把握非常準確，因為她接觸過各行各業的太多的人。

事情進展得非常順利，幾周以後，傑奎琳，同她之前的許多知名作家一樣，出現在《紐約客》辦公室里，來交她為國際攝影中心撰寫的“談論稿”。在被領進肖恩的辦公室后，她坐了片刻。之後，一位職員回憶道：“很多作家和編輯穿梭在外面大廳里取水喝。”他帶着她走出來，她再一次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傑奎琳為國際攝影中心撰寫的談論稿發表於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的期刊上。並且在《紐約客》恢復使用久違的“我們”（在卡茨先生的陪同下，我們離開了大城市，在明媚的陽光下沿着第五大道的公園一邊走着）這個單詞可以清晰地看見，傑奎琳對於這樣的寫作是多麼的喜愛。

雖然傑奎琳的談論稿沒有署名，然而《紐約客》出版社並沒有保守這個秘密，並且這是一個重大的事。有關作者是傑奎琳的消息很快就傳了出去，從此，傑奎琳也就再也沒為《紐約客》撰寫過稿件。

這個事件發生后不久，傑奎琳和她的心腹密友逖希·鮑傑共進午餐。逖希是一位將畢生精力投入工作的女性，也因此了解如何排解工作中的不快。她鼓勵傑奎琳去挖掘頭腦中那些精彩的想法。正如逖希回憶的，“我暗示出版社和傑奎琳可以碰撞出火花。那天下午，我打電話給斯堪的納維亞的老闆湯姆·格恩茲博格，之後，他們進行了短暫的交談。她幾乎是立刻就開始了新的工作。”

傑奎琳選擇在出版業工作是合適的。當她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她就開始迷戀讀書。“在白宮的時候，她就一直不間斷地讀書。”帕特·鈴木回憶道。曾經，她寫了一張感謝卡給比爾·沃爾頓，感謝他送給她一本藝術的書籍。在卡中，她寫道：“所有我熱愛的書籍就像那些頑皮的孩子——藏匿在整個公寓，但是沒有任何事物讓我產生比愛他們更多的愛了。”

自從１９７５年９月開始在斯堪的納維亞工作，並且開始學習寫作的訣竅。“和其他人一樣，我不得不在辦公室的窗邊整理和規劃我的工作。”她說。她致力於她感興趣的主題：亞伯拉罕·林肯的銀板照相法；一本關於薩利·海明斯的小說；傑斐遜的情婦；印度的朝廷生活。從工作中，她獲得了豐富的知識上的靈感。這些靈感是好些年前她巡航愛琴海時迷失的。她後來說：“我喜歡做一名編輯，那是因為它可以拓寬你的知識面，深化你的辨別力。每一本書都將你帶向不同的道路。幸運的是，一些道路可以推動人們向前，一些道路可以帶來益處。我認為那些工作着的人們也會同樣尊重他人的工作。”

１９７７年，當傑奎琳和南希·塔克曼及麗莎·德魯共進午餐時，她的一度擁有的美好世界被打破了。南希·塔克曼和麗莎·德魯都在道布爾戴工作。麗莎剛剛拒絕了為傑弗里·阿徹的毛骨悚然的小說《我們應該告訴總統嗎？》工作。這本書的情節涉及一起試圖暗殺甘迺迪的事件，而且，她聽說，傑奎琳的公司維京打算出版這本書。麗莎感覺到不可思議，她認為這本書沒有絲毫品位，並且根本不能相信維京剛剛購買了它的版權。

她向傑奎琳求證整個事情。

“傑弗里·阿徹是誰？我根本一點都不知道這本書，”傑奎琳回應道，“這本書講的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