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參謀本部(3)

想使參謀本部軍官能夠懂得政治情況的企圖，又受到了兩個因素的阻礙而完全失敗。第一是參謀本部的傳統使得他們的興趣集中在純軍事的方面；第二是希特拉對於國家的統治，是採取一種“門羅主義”，他把每一部門的工作都完全分開，不讓彼此之間有交換接觸的機會。這樣就顯得他一個人的地位特別的重要，可是對於整個德國而言，這就是害莫大焉。

參謀本部中年輕的一代，對於這種局勢的緊張程度，其感應力要遠比老年人強，而且自動儘可能去尋求最好的解決方法。他們這種積極的態度卻並不為他們的長輩所認同。年輕的人認為時不我與，所以不惜與老年人唱反調，他們感覺到這些傳統精神的代表人，是想使他們降低演化的速度。

也就是這種頑固不化的傳統觀念，才使參謀本部與希特拉處於對立的地位，而造成了他對於參謀本部的不信任，在長久時間之內，遂形成一種摩擦，對於戰爭的進行，構成極嚴重的影響。

一個理想的參謀本部軍官應該具有下列各項美德：忠於自己的信仰，機智，有節制，有犧牲小我的精神，具有強烈的個人信念，並且有才能將這種信念告訴他的指揮官。假使指揮官已有定見，而沒有接受他的建議，他們應忠實地執行主官的意見，一切都以合於主官的願望為原則。他應該完全了解部隊的需要，並且傾全力協助他們解決各種問題。他對於戰略戰術、技術等等問題，都應有相當的了解，在技術方面，他固然不一定要太注重細節，但是他的知識要以能夠把這種技術上的發展，和戰場上的作戰指揮，互相配合為原則。

當然，一個參謀本部軍官，也一定要具有一切軍人所應具有的道德，例如：勇敢、決斷、責任感、應付的天才、身體的忍耐力以及相當的勤勉。

每一個參謀本部軍官都應該照正常的規定，到部隊中去工作，或是在他自己原先出身的兵科，或是在其他的兵科，這才可以使他多獲得實際的經驗，以供未來業務上的參考。關於這一方面，德國陸軍在戰前的最初幾年中，實在距離理想太遠了。主要的原因是由於凡爾賽條約的限制，使當時參謀軍官極感缺乏，所以無法實行輪換的制度。以後在戰爭期間，這種情形就更為突出。因為許多高級人員都不希望他手下有經驗的參謀被調往前線，而使他們的工作產生了障礙。這種惡例是由OKW和OKH所首創的，其中有些幕僚人員在前後六年的戰爭期間，根本沒有上過一次前線。

也許參謀本部制度的一個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其中所有的成員，都受過一種訓練，使他們對於事件的分析和判斷，無論是在戰略上還是戰術上，都是依照一種固定而統一的體系。以這種反應的統一性為基礎，就可以希望使一切的決定也具有廣泛的統一性，法國稱它是“思想上的統一”。參謀總長並沒有指揮權力以來實現他的意志，卻可以希望由於這種整個參謀本部軍官團在思想程序上的一致性，而使他的影響力貫徹到全體陸軍的每一個參謀。此種意識上的一致性，使得參謀本部的軍官團構成了一個特殊的“參謀通迅頻道”（Generalstabsdienstweg），這種現象當然不見容於希特拉。

參謀本部的戰略觀念，並不應以某種固定硬性的原理為基礎，而應該配合政治局勢的變化，以及未來新興的各種任務。德國在地理上的位置恰好在中歐，四面都是強鄰環伺，逼得它一定要研究幾個戰場上的作戰問題。同時這種作戰也一定是以優勢的敵人為對手，所以對於這一方面也應詳加研究。舊德國參謀本部的戰略思想，主要的是大陸性質。但是由於空軍的加入，表示渡海作戰的問題應該加以更多的考慮。可惜這個事實卻始終沒有獲得明確的認識。

由於可能是同時跟幾個敵人作戰，所以在戰略上必須有一個主從之分：在次要的戰場上取守勢，而在主戰場上取攻勢。所以接着又面臨一個問題——如何把這個攻勢由第一戰場移轉到第二戰場。

由於我們的資源太有限，逼得參謀本部一定要研究速戰速決的辦法。由此就引發使用各種形式的“摩托化”的問題。由於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曾經收到速戰的效果，所以我們的敵人就為我們創造了一新名詞：“閃擊戰”。

由於地理上的限制，德國總是被迫必須採取“內線作戰”的方式，而在這種作戰中，一定要攻守相間。施里芬曾經這樣說過：“歐洲現在已經是一個家庭，假使在家庭裏面發生了任何的衝突，那麼其中任何哪一個人都很難置身事外的。”所以德國在每一次的衝突中，都是甘為戎首，這並不是說他們要比其他的民族，更為好戰。這種衝突在長久時間之內，是無法避免的，德國的政治家和軍人總是常常要面臨這種難題。因為他們的資源太有限，所以只有儘可能企圖速戰速決，絕對避免長期的消耗戰，和第三國的干涉。這個問題的解決就足以顯出俾斯麥的政略和毛奇的戰略，實在是高明，而為後人所不及。

在1918年戰敗之後，共和國的陸軍還是完全由舊帝國陸軍中的軍官們統率，因為事實上再也找不到其他的人。這些軍官們雖然並不贊成共和國政體中的一切改變，但是卻還是準備為魏瑪共和國服務。他們犧牲了許多的特權，和許多可愛的傳統，其目的只是為了愛國家，希望阻止**的威脅侵入德國。魏瑪共和國卻始終沒有能夠將這種臨時的結合，變成正式的婚姻。在新政府與軍官團之間，始終沒有建立起來一種互相信愛的真正感情。固然當時的國防部長蓋斯勒爾博士（），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也曾經努力於這個問題，可是卻一點結果也沒有。這個事實的重要性，就是使軍官團以後對於納粹黨的政府，也採取同樣的態度。固然不錯，魏瑪共和國時代的政府，在內憂外患的壓迫之下，對於軍方還是極盡優待之能事，但是他們與軍官團卻始終沒有能夠發生密切的聯繫，並且也沒有為軍官團建立一個政治上的理想目標，所以軍人和新的朝代始終是貌合神離。再加上澤克特的冷靜態度，更使軍官團對於政治完全置身事外。當時的參謀本部（只是一種具體而微的機構）也就是抱着這種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