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黑暗與寂靜(1)
一個人雖然生活在黑暗或沉寂中,可是他仍像常人一樣可以回憶、可以想像,過着屬於自己的快樂生活。
“我覺得你所能接觸的世界太小了,真可憐”
常有人不勝憐惜地對我說。
可是只有我自己心裏明白,這些人不太了解我的生活情形,他們當然也不知道我有多少朋友,看過多少書,旅行過多少地方。
每當我聽到有人說我的生活圈太小時,我總忍不住暗自好笑。
那些不是盲文的書報,我就請別人念給我聽。
例如每天的早報,總是由老師或湯姆斯小姐先念標題,然後我挑那些感興趣的部分請她細讀。
一般雜誌也是一樣,總是由老師或湯姆斯小姐念給我聽,平均每個月我大概要讀7至8種雜誌。
此外,我還經常閱讀盲文雜誌,因為那上面多半會轉載一些普通雜誌上的好文章。
有些人親自寫盲文信函給我,另一些人則請會盲文的人代寫,因此我常常可以享受到從指尖傳來的友情。
對我而言,我確實喜歡讀盲文,因為這到底是由自己直接去感受,而且印象也更深刻。
有位名叫愛特那·波達的好友,他要去環遊世界時設想得很周到,隨身攜帶着盲文字板,每到一處就寫信把他的所見所聞告訴我。
因此,我就像跟着他四處旅行一般,共同聆聽大西洋上冰山迸裂的聲響;一同搭機飛越英吉利海峽;我們一起在巴黎如夢如幻的大道上漫步;也到了水都威尼斯,在皓月當空的夜晚,一面欣賞月光下的威尼斯,一面靜聽船夫唱意大利情歌。
那種氣氛是多麼羅曼蒂克啊!
在看了維蘇威火山與幾千年前的羅馬競技場后,就要前往神秘的東方了。
我隨着波達來到印度、中國,看到許多新奇又有趣的事物。
抵達日本時正值櫻花紛紛飄落的季節,繽紛的落英交織成一片奇異的世界,清幽肅穆的寺院鐘聲更引發了我許多遐想。
最妙的是,波達竟大驚小怪地對我說:“你瞧!
你瞧!
日本的婦女都背着小孩在街上走,這兒的男士竟然都足登四寸高的木屐,在馬路上喀拉喀拉地溜達”
有波達這樣的朋友,所謂形體上的不自由其實等於沒有了。
在許多關切我的朋友中,威廉·蘇夫人是最為熱心、隨時都準備幫助我的人之一。
蘇夫人贊助過許許多多的慈善團體,只要是與我有關的團體,她捐的錢總是特別多。
當我們的想法迥然相異時,她對我說:“雖然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你我的友情是另一回事”
她依然不改初衷地愛護我。
佛蘭克·克勃特是我大學時代的同窗好友,他在25年前創立了克勃特出版社,曾出版了我的傳記作品《我的生活》一書。
現在,我打算出續集,佛蘭克仍如過去那樣全力支援。
其實早在10年前,佛蘭克一再鼓勵我寫這本書的續集,而我在進行本書的寫作時,則總是感到佛蘭克似乎就在我的身邊。
1912年的冬天,《青鳥》一書的作者梅多林克夫人到連杉來,她的態度和善,個性活潑,我們兩人一見如故,非常投緣。
她回到法國后還寄卡片給我,她在卡片上親筆寫着:“為發現青鳥的少女祈求幸福”
來連杉的名人還真不少,其中之一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印度詩人泰戈爾先生,這位詩人長得非常高大,蓬鬆的頭髮呈灰色,幾乎與臉上的落腮鬍分不清楚,令我想起聖經上所記載的先知們。
我很喜歡泰戈爾詩集,看了不少他的作品,可以深深地感覺出他對人類的那份愛心。
看到這位詩人,我引為平生莫大的光榮。
當我向這位詩人傾訴我的尊崇與仰慕時,他說:“我很高興你能在我作品中看到我對人類的愛,你知道嗎?這個世界正在等待的,就是出現一位愛神與世人更甚於愛自己的人哪”
泰戈爾先生談到時局時憂心忡忡,他以哀傷的口吻提到印度、中國以及世界上一些強國的局勢:“歐洲各國強迫中國人吸鴉片,如果他們拒絕的話,國土就有被瓜分的危險。
在這種情況下,亞洲民族怎能不重整軍備以求自保呢?英國就像一隻禿鷹,已經把戰火帶到了太平洋沿岸,在那兒建立許多軍事基地。
亞洲各國中,日本已經能夠自己站立了,可是,中國大概要等到城門被攻破,盜賊闖進家門時才會驚醒……請記住,一個太愛自己的人,往往就是滅亡自己的人,能解救世人的,大概只有神的愛了”
聽了他的話使我聯想到甘地,因為甘地先生正是一個不僅在嘴上談“愛”
,而且以行動來實踐的人。
藝術家們似乎對我特別厚愛,像艾連塔利和約瑟·傑佛遜等優秀演員還特地為我表演了他們的拿手戲,他們讓我以手指去追蹤他們的一言一行,一顰一笑,我興奮得屏息以待,惟恐遺漏任何細節。
歌唱家卡羅素、夏列亞賓等允許我把手放在他們的唇上去“聽”
他們的美妙歌聲。
我曾手撫鋼琴欣賞戈德斯基的演奏,輕觸海飛茲的小提琴去領會那美妙琴音。
當戈德斯基奏出蕭邦的小夜曲時,我深深沉醉了,恍如置身於熱帶海島上。
有時候,我把手放在收音機的的共鳴板上“聽”
音樂節目。
在樂器中,我覺得豎琴、鋼琴、小提琴的聲音都非常美妙。
不過,對於目前正開始流行的爵士音樂卻不敢恭維,那種爆炸性的響聲,令我感到好像有什麼東西正朝着我衝過來似的,每當指尖傳給我這種信息時,免不了有一種想轉身逃跑的衝動,似乎人類在原始時代潛藏在體內的那種對大自然的恐懼感,再度復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