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卡拉和雪莉(1)

跟愛麗絲約會一多，跟中國同學的來往就少了。愛麗絲跟着我參加中國人的聚會，一群人中，她經常是唯一的美國人。中國人聚在一起一般說漢語。(丁宜圓和徐國強還很客氣，愛麗絲在場時，他們說英語。)愛麗絲聽不懂大家在說什麼，所以一言不發。有人說笑話，大家都笑，她也隨着笑笑。一次愛麗絲坐在兩個中國人之間，那兩個人扭頭用漢語交談，她挺直身子，手疊放在膝蓋上。我明白她的尷尬：那兩個人對視，愛麗絲的感覺卻是他們都盯着自己，彷彿她阻礙了他們的交流。我只好坐在愛麗絲身邊，給她翻譯周圍人說的話。可聚會上的閑話有什麼值得一提的？有時一個人興緻勃勃地講一個並不好玩的笑話，愛麗絲問我他在講什麼，我勉強翻譯幾句，自己也覺得索然無味。還有一次，我和愛麗絲參加中國學生組織的野餐，人們聚在一棵大樹下表演節目。有人朗誦了他創作的一篇散文。這文章堆滿了形容詞，句句煽情，朗誦者的聲音又富有磁性，聽得人直起雞皮疙瘩。愛麗絲追問我文章的大意是什麼，我急着小聲說：“沒什麼大意，通篇都是瞎說。”一場聚會下來，愛麗絲和我都累得慌。真是荒唐，我們本來好好的，幹嗎找這個罪受？有時也隨愛麗絲參加美國人的聚會。這些聚會通常是在一個大房間裏，桌上擺幾大盤子甜餅、水果，幾瓶檸檬水、橘子汁，人們各自拿盤子取些東西吃，三三兩兩聚着聊天。聊天的內容很寬泛——政治、體育、昨晚的動畫片、電影明星。大家盡量顯得詼諧風趣，偶爾也談些有意思的東西。不久，我也變得“幽默風趣”，能跟他們談笑風生。不過，人們之間始終保持着一定的距離。他們對別人的生活沒興趣，也極少談起自己的生活。就算提到了也只是浮在表面上，無非是最近忙什麼，閑了去過哪裏等等。如果有大事難以決定，只怕沒人會跟一個聚會上碰到的朋友吐露心聲。愛麗絲認識許多人，絕大多數只是見面隨便聊聊的交情。“愛麗絲，”有一次我問她，“美國的生活是什麼樣的？你跟我講講。”“瞧你問的問題！生活不就是生活嗎？”“人們天天都幹些什麼？”“幹些什麼？工作。”“工作煩了呢？”“工作煩了看電視——體育比賽、情景喜劇、真人真事秀。”“還有呢？”“不看電視就去舞會、買東西、看電影、讀閑書，有錢的去旅遊。”我想了想說：“這樣說來，生活挺無聊的。”“生活到哪兒都一樣。法國人說的：‘生活是一片勞碌和痛苦，中間撒了幾點希望和歡樂。’”愛麗絲注意到我對聚會沒興趣，也不勉強。我們時常單獨相處。印象里我的生活空間一下子縮小了，卻更有意思。我們在路上走，碰見一隻貓懶散地躺在幾片落葉之間，愛麗絲就向貓招招手說：“你好，傑克。”我問：“你怎麼知道他叫傑克？而且她可能是母貓，不是公貓。”“我只是覺得他的名字應該是傑克。”這時貓迷糊地睜開眼，看了看我們。愛麗絲嘆道：“可憐的傑克！現在它還睡得好好的，等到了冬天它就受苦了。”“冬天怎麼了？它們不回屋裏睡嗎？”“它們傻。它們喜歡睡在車蓋上——車剛停下來，車蓋是熱的，它們就美滋滋地睡著了。等到了半夜，下了霜，車蓋比什麼都冷，它們就都凍醒了，你說可不可憐？”愛麗絲接着學了幾聲貓叫，逗傑克玩。她學得很像，傑克也叫了一聲，算是回應。我也學了幾聲，傑克轉過身，慢慢走開，理都不理我。感恩節，愛麗絲的兩個最好的朋友來波士頓玩，我也作陪。愛麗絲的這兩個朋友從小跟她認識，一塊兒長大，又上了同一所大學。其中一個叫卡拉，戴黑框眼鏡，在計算機公司幹活；另一個叫雪莉，做心理學諮詢。雪莉是混血兒，父親是美國人，母親是韓國人。卡拉和雪莉都比愛麗絲大，很會欺負她。據愛麗絲說，她們三人逛街常常迷路——卡拉和雪莉的方向感不如愛麗絲，卻從不聽她的意見，一意孤行。每逢聖誕節和生日，三個人就相互送禮。多年以前，雪莉給愛麗絲的聖誕禮物是nutcracker(堅果鉗)，做成木偶樣子，面相各異，但都留着鬍子，張開大口(等着胡桃落進來粉身碎骨)。如今她愛給愛麗絲買書，其中一本名叫《50種緊急情況下的逃生術》——書中的緊急情況在現實生活中都絕對不可能發生。卡拉總是送給愛麗絲化妝品或衣服的禮品券。卡拉送禮務實，說話卻憤世嫉俗。那天我們聚在PHall的lounge，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很多頻道在談感恩節——火雞、玉米、蘋果餡餅等等。愛麗絲和雪莉正討論吃什麼飯好，卡拉突然說：“是啊，感恩節，長周末，火雞，玉米。咱們搶了印第安人的土地，把他們快殺光了，然後說‘感謝上帝給我們的食物！’”過了一會兒，一個頻道播放公益廣告，鼓舞人們向某慈善機構捐錢，資助非洲飢餓的兒童。卡拉又長吁短嘆：“這些開明的紳士們！只知道號召別人捐錢。他們幹嗎不把自己的存款數額公佈一下？”愛麗絲和雪莉倒不在乎。雪莉彷彿聽卡拉說煩了，提議道：“咱們去唐人街買Kimchee吧？”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