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波

對“蔣委員長信任的部下”戴笠的死亡，儘管大多數人感到驚恐不已，但仍反應不同。有人認為他的去世是中國的一大損失；另一些人則相信，這是蒼天對一個建立了跟希姆萊最可怕的監獄一樣殘忍無情的集中營的人的報應。在中央社以中國的名義發表了一系列對戴笠歌功頌德的文章的同時，其他評論者則指出，戴笠的恐怖主義打擊，從對付**擴展到了普通老百姓。雖然據說蔣介石在聽到這一消息時掉了眼淚，但“自由派和左翼圈子在對這位愛國者和抗日鬥士死亡表示遺憾的同時”，希望政府能夠利用這個機會來取消或改善這個“普遍被認作中國的蓋世太保”的軍統。在左派竭力宣揚公眾的“打倒特務”的要求時，上海的雜誌《新文化》在慶祝一個新的未來：一旦戴笠身後的奴才們意識到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時候了，應該讚美而不是壓制個人自由，那時中國將由人民管治，一個和平的民主時代便會到來。雖然有這些虔誠的希望，然而那時戴笠的部下們已在他們自己中間開始了對其上司秘密王國的贓物的爭奪戰。當然，也還是有一個正式的繼承人的。蔣介石任命鄭介民為軍統主任，毛人鳳和唐縱當他的副主任。但戴笠實在是無法被取代的，因為他從來不願下放自己的權力，他對整個軍統的許多部門都親自過問，所以沒有任何單獨一個副主任能夠獨自擔當起他的角色。而且，軍統本身已經發展成了一個龐然大物，它的各個組織結構——尤其是它的經濟單位——已經變得如此分散，到了戰爭結束時，甚至連精力過人的戴笠本人都幾乎無法對軍統進行全面控制。戴笠對這些黑夜部隊控制的減弱，可以從他的特工們肆無忌憚的“五子登科”活動上看出來。李宗仁將軍在形容1946年佔領北平時說：讓人最不能容忍的強加在當地百姓頭上的不公正之一是秘密特工們任意隨便使用“漢奸”一詞，有意製造恐怖主義。他們這麼做的目的在於對無辜的人進行敲詐。任何公民，無論是店主還是大學教授，都會由於被指控為曾與日偽合作、當過“漢奸”而立刻遭到逮捕。戴笠死後，其他秘密特務機構，如中統，趕緊用接管軍統具體部門的方式來增強他們自己的力量和影響。與此同時，軍統被迫將它的許多貿易活動分散開來。軍統繼續直接維持公共治安和制約民政，但一個特殊的“自給計劃”將經濟企業分配給軍統創辦的許多新的商業公司，而創辦這些公司的軍統官員們則希望能利用他們秘密警察的關係來嚇唬其他競爭者，以便中飽私囊，或者以此來沒收被懷疑有戰時漢奸罪的公司的財產。然而，這些暴發戶，甚至那些具有廣泛的外勤經驗、領取高額津貼的軍統高層領導人，都缺乏重建戴笠與黑社會同盟者的聯繫所需要的個人關係，而後者在過去一向幫助了秘密警察的地下經濟活動。而且，這些敲詐勒索分子也失去了一個有力的朋友和庇護人。到了杜月笙作為上海市政委員會、土地協會和商會的代表參加戴笠的悼念儀式的時候，這位青幫首領已經喪失了他的政治支柱。當杜在1949年最終離開上海去香港時，他僅是在救自己的命，而非僅僅為“恢復健康”了。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