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護在混沌的邊緣上(4)

實踐中出現的問題，中央政府也看到了。不久前，農業部、勞動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建設部、財政部等六部委出台了《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全國農民工培訓規劃》，這個規劃的目標是：“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對擬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１０００萬農村勞動力開展轉移就業前的引導性培訓，對其中的５００萬人開展職業技能培訓；對已進入非農產業就業的５０００萬農民工進行崗位培訓。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對擬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的５０００萬農村勞動力開展引導性培訓，並對其中的３０００萬人開展職業技能培訓。同時，對已進入非農產業就業的２億多農民工開展崗位培訓。”

深圳勞動力市場信息欄這個規劃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之上：即今後農村勞動力每年要向城鎮轉移１０００萬人。在這個大框架下，目前已緊接啟動了人才培訓工程，要在２００７年前向相關專業領域輸送１００萬畢業生。

為解決勞動力市場技能型人才緊缺的問題，六大部委於２００４年春聯合啟動“職業院校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技能型緊缺人才培訓工程”。“工程”計劃在全國選定５００多所職業院校作為技能型緊缺人才示範性培訓基地（其中高職院校２５０多所，中等職業院校３４０多所）；全國各地１４００多個企事業單位將與學校合作，進行人才培養新模式的探索；２００７年前要向相關專業領域輸送畢業生１００萬人，為相關專業領域提供短期技能培訓３００萬人次。

即使如此，對於如此眾多的民工而言，仍不過是杯水車薪。輸出民工的大省、接受民工的企業，都必須作培訓民工的工作，而更重要的是民工應當有自覺學習專業技術與技能的渴求——民工必須自己解救自己！

%%%三個和尚沒水吃，八個住持呢

改造民工本身的素養固然重要，改造管理這些民工（農民）的當官者的素質更加重要。

中國生態環境的污染，使生活在這種環境中的中國人，必然會受到環境的“報復”。

環境的惡化顯然是生活其中的每個人都能看到的，但是還有一個“環境”，卻常常被我們忽略，那就是包圍着民工們的社會環境、當官者造成的管理環境，或許，這個環境比生態環境更加糟糕。

對於中國官場來說，２００４年４月是個殘酷的季節。在短短半個多月的時間裏，多名高官因為不同的責任事故相繼引咎辭職，其中既有地方領導幹部和部門負責人，如吉林市市長剛占標、北京密雲縣縣長張文、浙江海寧市市長張仁貴和江蘇國土資源廳副廳長王明祥；又有大型國企的當家者，如中石油總經理馬富才、川化集團總裁謝木喜和成都公交集團董事長李祥生等。至於被撤職、查辦、處分和追究刑事責任的中下級官員，初步統計至少有百人以上。如此大規模的辭職和撤職浪潮，在中國當代行政史上是空前的。

問題的嚴重性還不在於這些不負責任的官員使國家遭受到了巨大的經濟損失，而是每一起事故中都有十幾甚至幾十人的傷亡，這些血淋淋的數字後面都會有一個註腳——他們是民工！民工！民工！

在重慶開縣的井噴事故中，２４３人中毒身亡，數百人受傷住院，而川化集團違規技改導致沱江特大污染事故，讓中下游百萬群眾的生活受到極大影響，直接經濟損失高達３億元以上。現在來看，凡是如此重大的責任事故，凡是如“鐵本事件”這樣的大量土地流失事件，都不是一兩個官員失職、受賄造成的，它是各個職能部門“一條龍”失職的結果，領導、審批、審計、建設、管理、監督、金融、工商、稅務，幾乎沒有哪一個部門沒有貪官，沒有哪一個部門沒有尸位素餐、睜一眼閉一眼的人在，整個管理環境如同生態環境一樣惡劣，已經成了不容否認的事實。

為官者不負責任是一個原因，為官者太多是另一個原因，而太多的為官者由於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指向，自己的親恩仇快，他們又為著個人利益相互爭搶着、窩裏鬥着，形成了理不清、扯不斷的極其複雜的“官網”，我們的農民、民工就被籠罩在這張網下，這就是無謂的工傷事故不斷增長的成因。

據歷史資料，我國歷代民與官的比例，西漢時是７９４５∶１、東漢時是７４６４∶１、唐朝時是２９２７∶１、元朝時是１６１３∶１、明朝時是１２９９∶１、清朝末年是９１１∶１、我們現在是６７∶１。

全國政協委員任玉嶺提供的數字說：１９７９年，我國在編機關幹部２７９萬人，到１９８９年擴大到５４３萬人，１９９７年黨政幹部總數達到８００萬人。據權威人士估計，全國僅縣和縣以下由農民養活的幹部高達１３１６．２萬人。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民、官比例還在不斷縮小。近１０年來，民、官比例已經縮小到４０∶１。例如，安徽泰和縣１９９４年財政供養人員１０２７６人，到２０００年擴大到１３６７６人，6年時間增加了３４００人，增長３３％；湖北襄陽縣１９９３年全縣財政供養人口為１６６６７人，２０００年達到３４６９９人，7年時間增長了１倍還多。

任玉嶺委員說，世界上很多國家至今只有三級政府，而我國則是少有的五級政府，即中央—省—市—縣—鄉。五級政府體制之複雜，層次之繁多，機構之臃腫（每級政府中還有五套班子），世界罕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