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護在混沌的邊緣上(1)

動力系統：

秩序——“複雜”——混沌

物質：

固體——“相變”——流體

計算機：

停止——“不可決定”——非停止

生命與智能：

過於穩定——“生命／智能”——過於喧鬧

但所有這些又有什麼意義呢？朗頓判定：“固體”和“流體”不只是物質的兩種根本的狀態，就像是水和冰那樣，而是一種動力行為的兩種根本等級，包括像分子自動機規則的空間，或抽象算法的空間這樣徹底的非線性王國的動力行為。他還進一步認識到，這兩個動力行為的根本等級存在，意味着第三個中根本等級的存在：混沌邊緣的“相變”行為。在混沌的邊緣，你會碰到複雜的計算機，很可能碰到生命本身。

難道這意味着有一天你也許能寫出相變的一般性物理規律，包括能夠解釋水的凍結和溶解以及生命起源奧秘的規律？或許吧。也許生命起源於40億年前的原始初湯，起源於某種真正的相變。朗頓不知道，但他無法抗拒這樣的想像：生命確實是永遠力圖在混沌的邊緣保持平衡：一方面始終處於陷入過分的秩序的危險之中，另一方面又始終被過分的混亂所威脅。他想，這就是進化：這不過是生命學得越來越善於控制自己的參數，以使自己越來越能夠在邊緣上保持平衡的過程。

%%%有兩股繩在拉扯着民工潮

城市的鐵飯碗，把工人、城裏人端懶了；農村的一畝三分地，把農民種窮了。同時，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秩序”，造成了社會體制的分割，由此而產生的財政、金融以及觀念、思想的隔閡也異常嚴重。

今天，不僅是國家政策作了調整，更重要的是農民工的進城，打破了這種二元結構。在億萬民工的衝擊之下，並隨着致富的民工在城市裏購置了房子，建起了家，還隨着他們中的某些分子成了百萬、億萬富翁，優越感超過了城裏人，“城裏人”與“農村人”的概念開始模糊。

“英雄不問出身”。當城裏人與農村人一旦被放在一條起跑線上開始競爭的時候，許多農村人便用他們的智慧和能幹超越了城市人，成為新時代的弄潮兒，而那些懶惰的不思進取的城裏人，也就像清末的“八旗子弟”，開始衰落下去。最後，一切的一切就開始混淆。而這，也許正是我們所企盼的。

深圳勞動就業服務中心美國科學家法默在研究人工生命系統后如此說道：“現在事情很明顯了，用中央集權的辦法來控制社會不會有好結果。”從長遠來看，斯大林建立的社會體制過於僵硬獃滯、對社會的控制過於嚴密，所以無法維持下去。而另一方面，無政府主義也不是行之有效的社會機制，放任自流的社會體制是行不通的。一切健康的經濟和健康的社會都必須保持秩序與混沌之間的平衡，而不是保持某種軟弱無力的、平庸的、中間道路的平衡。這就像活細胞一樣，它們必須在反饋與控制之網中調整自己，但同時又為創造、變化和對新情況的反饋留有充分的餘地。法默說：“在自下而上組織而成的、具有靈活彈性的系統中，進化油然而興。但同時，在該系統中，自下而上的活動必須納入正軌，使其無法毀壞組織結構，進化才有可能。”混沌邊緣上的複雜動力，似乎是這種進化行為的理想解釋。

這段話表明了這樣一種理論思考：每一個社會與自然系統，都存在着三個發展階段，第一個是“秩序”，這是冰凍的階段，分子與分子間、人與人之間都被凝固、割裂開來，雖然雞犬之聲相聞而老死不相往來。這樣的階段是不好的，太僵化太死板了，人與人之間正是缺少了交流碰撞而少有機智創新的迸發。第三個階段是“混沌”階段，所謂混沌即是混亂，好像是洪水泛濫，到處亂流。這個階段也不好，混亂造成了大量的內耗與無序，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如此。

在兩者之間，就是“複雜性”的階段，它區別於“冰”與“水”，是屬於“冰水混合”的相變階段。它比冰積極，又沒有水那麼紊亂。我們可以稱它為“混沌的邊緣”。這是一個最積極的階段，地球上的生命或許就是在這個階段中誕生的。

在這個階段上，有着一種危險的平衡，一方面，有一股力量想把系統拉向混亂，另一方面，還有一股力量想令系統返回到秩序。打一個比方，這就像小平同志提出改革開放，把深圳稱作“特區”那個時候，急於事功者想要拔苗助長，完全學習西方；看不慣變化者則大喊深圳變色了（一位大理論權威從深圳考察回來說：深圳除了國旗還是紅的，其他都變白了）。

珠海新平珠職業介紹所因此，守護系統保持在混沌邊緣上的平衡，是一個了不起的領導藝術，或者叫宏觀調控藝術。

農民工進城打工，它形成的積極效應無以倫比，不說其他，就說農民工的工資問題。２００２年農民外出務工總收入約為５２７８億元，其中，約有３２７４億元返回了農村，接近於當年中央政府對農村地區的全部財政投入。

世界銀行等機構研究證明，勞動力由低生產率部門向高生產率部門的重新配製對ＧＤＰ增長的貢獻份額大約為１６％～２０％。有學者估計，勞動力流動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年平均９．２％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為１６．３％。在今後的３０年裏，如果勞動力由農村向城鎮遷移的種種障礙能逐漸被清除，勞動力在部門、地區間轉移可為每年經濟增長貢獻２到３個百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