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其不幸，怒其不爭(4)

這戶人家正是丟失孩子王興普的鄰居，但王興普一家人的悲劇似乎並沒有對她產生影響。

記者還在路邊看到一個孩子正在酣然入睡，地點是在王興普另一家鄰居門口的三輪車上，記者觀察了有半個小時，也沒有人來照看一下。

就在記者採訪王宗燦夫婦的時候，另一家孩子的走失再一次讓記者感到犯罪分子的猖獗。孩子就是在記者採訪的當天上午１１點左右在村子的一個牆角丟失的，這裏離王宗燦家不到２００米。當時孩子的爸爸不在家，孩子的媽媽上樓照看另外３個孩子，１１點的時候，這裏人來人往，相距不到２０米遠的小夥子像往常一樣在打桌球，一些孩子的媽媽在打撲克，沒有人注意到這裏失蹤了一個孩子。就在記者離開村子的時候，路上還有許多孩子在獨自玩耍，周圍沒有家長。

看來犯罪分子在這裏非常容易得手，而孩子丟失的悲劇也尚未結束。

來自於貴州農村的王興普，因為連丟失了兩個孩子，心痛之下引起了警覺，搞了一份丟失孩子的名單，向中央電視台的記者交出一個統計，人們才知道這裏丟失孩子問題的嚴重。

公安局人員少加上經費的緊缺、政府措施的滯后、民工配套設施的不健全，這都是很重要又必需解決的問題。但是，我說，真正的癥結還是在於那些民工自己。

從記者的報道中看到，這裏面所暴露出來的問題是多而又多的：為什麼那麼多的媽媽能有時間打撲克、打麻將卻不去看顧自己的孩子呢？為什麼其他的民工對別家的孩子如此冷漠呢？為什麼在計劃生育號召了多少年之後，民工的很多家庭還生３～４個孩子，搞得自家經濟緊張，搞得做母親的手忙腳亂，顧了這個忘了那個呢？為什麼沒有一個人站出來說，讓我們來組織一個互助會或者叫民工管理站，像南京建鄴區那裏一樣，連晚上都有巡邏隊巡邏，不讓犯罪者得手呢？

在２００多個孩子丟失的情況下，這些母親和父親還是如此掉以輕心，如此麻木不仁。真讓人看了心痛，不僅是痛心那些丟失孩子今後命運的坎坷，更是痛心這些父母（民工）既不管他人瓦上霜，又不自掃門前雪的那種渾渾噩噩的態度。

難道這就是我們中國人嗎？難道這就是我們中國的民工嗎？

還有一個極端的例子，３４歲的遼寧盤錦農民律某在６年前一怒之下，用繩子勒死了自己的妻子，６年後被北京地鐵崇文門站的民警發現了破綻，最終結束了逃亡生涯。在派出所，經過民警的耐心勸說，他交待了全部的罪行。“我一直覺得我的岳父總在背後說我的壞話，那天正好妻子回家看她的父親，我就追到岳父家，讓老婆跟我回來，遭到了她的拒絕。”就為了這點小事，惱羞成怒的律某殘暴地將妻子勒死了。作案后，他逃到北京打零工。實在沒錢的時候，還用假身份證到醫院賣過血。律某說，他平時和老婆的感情也是挺好的，自己只是一時失手……交待完犯罪事實后，他竟然對警方說道：“我已經承認了，現在我可以走了吧！”

在出租屋裏吃飯的民工家庭這使我們不僅想起了魯迅先生描寫的許許多多中國下層平民百姓——阿Ｑ、閏土、祥林嫂這樣的人物，也想起了繼此一二十年後，在日本侵略者入侵中國之後，死在他們屠刀下的善良的百姓。

楊占友是１９３２年撫順平頂山大屠殺的倖存者，當時他受了重傷，在死人堆里活了下來。２０年後，他說：

現在回憶起這一段情景，真是不堪回首。萬惡的舊社會把我們折磨得只知道當牛馬，別的啥也不懂得。日本帝國主義者就看透了這一點，所以才敢於這樣欺負我們。我記得當時機關槍就架在我們跟前，只隔五六步遠，一挺機關槍只配一個劊子手，一共我只看到兩挺，但是有人說有五六挺。而日本兵，主要兵力不在屠場上，而在離屠場相當遠的兩邊東、西山頭上，目的是看守大刀隊，怕他們衝進來營救我們這些被害者。劊子手們怕的是救**、大刀會，對於我們這些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則根本不放在眼裏。他們完全知道，就是把刀架在我們脖子上，我們也不會反抗的。所以，他們才敢這樣滿不在乎，毫不考慮我們會從他們手中搶走武器。要是在今天，別說是３０００個同胞，就是幾十個人，像當時的那樣的情況，什麼機關槍搶不過來，還能那樣老老實實，任憑劊子手像宰雞宰羊一樣宰割，一個個乖乖的躺在劊子手的屠刀下等死。想起這些，真叫人心痛。

陳德貴是１９３７年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他們那一批３０００多人，只活了他一個人，其餘全部被日本人所殺害。他回憶起當時的情景說：

哎，那時的人老實，都不敢動，叫跪就跪，叫坐就坐。大貨房裏３０００多人，只有３個日本人看管，大門開着，又都沒有綁，一起鬨，３０００多人至多死幾百個，兩千多人都能逃出來，可就是沒有人出頭，都膽小，都怕死。

今天住在昆明郊區護福村裏的民工們的心態，是不是他們祖輩的遺傳？我們該如何總結中國人（中國農民）的這種性格——“缺乏公心”？“缺乏同情”？“任人宰割”？“奴性十足”？“順從強權”？“反應遲頓”？還是“冷酷麻木”？當年大屠殺倖存者所指出的問題，今天在民眾身上同樣存在着，只要在護福村的那些地方，能夠組織起上百個血性的漢子（一個民兵連即可）日夜巡視，抓到幾個拐賣兒童的罪犯，或打傷打死幾個，犯罪者馬上就會畏懼，情況馬上就會有所改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