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來信”引發的“《閩西報》事件”(2)

王文見小津之後，我和小津還真見了面。小津給我講述了外界和家裏的情況，特別是**自我爆炸之後的種種情況，使我受到了極大的鼓舞，增強了和他們鬥爭的信心和決心。可是這卻引起了專案組的恐慌，他們立即把這次會面情況整理成“簡報”向王洪文、馬天水、王少庸彙報。馬天水一看也緊張起來，提筆便批：“陳小津說話態度很壞，管理人員可干涉和批判。”王洪文也批道：“應組織些人，狠批陳丕顯的態度。”根據王、馬的旨意，專組人員立即又批鬥我一番，並不准再和家人會面。1972年10月10日，我寫了封信給當時的市委，要求請熟悉我病史的北京腫瘤醫院吳恆興大夫複查，並說“如果不行，可以把我押到北京”，“市委同意不同意，都要給我一個答覆”。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王少庸看了信便策劃對策，於25日回答說：“沒有必要一定要吳恆興作檢查，讓上海的醫生檢查治療就了。”當時他們派了一個醫生敷衍了事地作了檢，說“沒什麼大事”。我很氣憤，對他說：“你連起碼的人道主義都沒有！”這位醫生很為難地對我說：“我也沒辦法，他們有交代不讓查。”實際上“四人幫”一夥採取的就是整不死你就讓你病死的手段，真是惡毒之極。

經過周密考慮，12月28日，我又一次給專案組寫條子，提出了三條要求：“一是要求看馬列的書。我要看一點，為什麼要對我那樣為難、苛刻。我的書沒有犯罪，有什麼理由要封我的書，憲法上有這樣的規定嗎？這是違法亂紀！二是要求檢查身體。我要求到北京去，要吳恆興醫生給看病，這個要求如市委不同意，請轉告中央。三是要求會見親屬。我要求見妻子、子女，還要求見我福建的弟弟。這麼多年不見面了，沒有這個道理。就是關在提籃橋監獄的犯人也可以見親屬，為何我倒不行？”馬天水看了這條子之後，竟然批道：“案子抓緊審查，態度要批判。”王少庸更為惡劣地批道：“近來，真是囂張至極。所提要求，一概置之不理！”我真想不到這兩位昔日的同事一旦賣身投靠之後，竟然連起碼的人性都沒有了。

我的孩子得知此情況之後十分焦急，他們在外面也通過各種渠道向上反映情況，揭露“四人幫”及其爪牙的不人道做法。1973年1月22日，我子陳小津代表三兄妹給周總理寫信反映我生活、身體情況，“父母身體很不好”，“爸爸鼻子經常出血，媽媽全身浮腫”，“懇切希望父親母親能夠住到醫院進行全面檢查和治療”。對此，國務院辦公室摘報了。王洪文看了此信無法再推諉，得不於2月4日批道：“請專案辦認真研究一下，陳丕顯是否需要住院治療？如需要住院，生活費可以適當提高一些。”

市專案組看到王洪文的這個指示心領神會，於2月19日給王洪文寫了一份“調查情況”說：“陳小津信反映的情況不實，有些情況，如說謝志成全身浮腫，是他有意欺騙領導同志。”這幫以說謊為營生的傢伙還編造了一段離奇的假話：“陳、謝兩人的健康狀況是正常的，沒有什麼需要住院檢查治療的疾病。陳丕顯不但不消瘦，而且營養過量，太胖了。”“謝志成近來健康狀況比以往好得多，面色紅潤，身體也胖了。”他們還針對小津信中說的父母生活標準很低的情況，說什麼“陳丕顯每月生活費30元，平均每天五六兩肉，生活應該說是很好的”，“謝志成每月25元，由於不抽煙，每月都有節餘”。

不僅如此，他們還在“調查情況”里特地寫了一段小津和我們見面談話的情況，告小津的狀。他們說，“陳小津向陳、謝分別說了鄧小平在搞調查研究；譚震林解放了，周總理傳達了**關於陶勇不是自殺是被陷害等等”；還說，小津向陳、謝談了“這次到北京，好多人(如耀邦、葉飛、江華、黃知真、章蘊、張茜等)都主動來看他。在北京簡直應接不暇。他們都向陳丕顯問好……”

以後小津又給專案組反覆提出要允許子女看望父母的要求；小津還給葉劍英同志寫信並轉呈**，提出允許父母看病，解除隔離審查的要求。這些正當的要求搞得“四人幫”及其爪牙很是難辦。

小津的表現引起了“四人幫”及其在上海的爪牙們的不滿。他們不僅對小津恨之入骨，而且還株連到關心小津的黃知真同志，株連到江西省委。下面引用的徐景賢關於插手江西問題的親筆交代，清楚地暴露了他們的嘴臉：“四人幫”插手江西，攻擊江西省委由來已久。

陳丕顯的兒子原在湖南工作，是黃知真同志把他調到江西去的。此事，馬天水報告過王洪文、張春橋和姚文元。陳丕顯在上海是我們的死對頭，而江西省委對他的兒子卻這樣照顧，我們很反感。因此，我們對江西省委就產生了不好的看法。

塗烈說黃知真同志修正主義修到了這種程度：上班警衛員給他打傘，秘書給他提皮包。這時我們又就陳丕顯的兒子調動一事，攻擊了黃知真同志。這時是否談了楊尚奎同志的長征回憶錄，記不清了，但談的可能性大，因為回憶錄中談到了“阿丕”(即陳丕顯同志)，我們很反感，陳丕顯在上海正好是我們的死對頭，此事我、姚文元當面就攻擊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