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來信”引發的“《閩西報》事件”(1)

**龍岩地委機關報——《閩西報》，是1949年9月底創辦的。龍岩地委和報社編委曾共同作出一決定：“為了使生長在閩西這塊紅色土地上的外出少將以上幹部和曾經在此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浴血奮戰過的老同志，進一步了解閩西在黨的領導下的新風貌，決定由郵局代辦按期贈寄給他們一份報紙。”這項決定實后從未間斷過，一直延續到“文”中該報被奪權為止。

我作為被贈閱者之一，都能定期收到該報，從中獲悉來自家鄉的各種信息，大略了解家鄉的情況和變化。

“四人幫”篡奪上海大權之後，不知《閩西報》的同志是出於對我們這些同志的深厚感情，還是政治上“不敏感”，不知我們這些老同志中不少被打倒或“靠邊站”；抑或是具體經此項業務工作的同志作上的“失誤”，他們仍按過去的老規矩辦事，定期給原定的贈閱對象寄贈報紙。據說，每期寄贈的報紙有百餘份，分佈在北京、上海天津、廣州、重慶、福州等許多重要城市。奇怪的是，這一百餘位同志中不少人都在“文革”中被打倒或靠邊，他們照樣收到了《閩西報》，卻沒有受到追究，唯獨上海兩位讀者從寄給我的那份報紙中發現出了“大問題”。

1967年12月30日，上海《文匯報》在“革命群眾來信”專1967年12月3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群眾來信”，無中生有地製造出一個“《閩西報》事件”，誣陷無辜的群眾，聳人聽聞地鼓吹“走資派妄圖復辟”的論調。

欄中發表了顧林斌、張勇振兩位讀者寫給該報編輯部的來信，題為《從一張〈閩西報〉、一個錯誤文件引出教訓——警惕敵人妄圖復辟的一切行為》來信開頭就凶凶地寫道：有關人員“直到12月10日為止，仍然把《閩西報》貼上'贈閱**上海市委陳丕顯'的標籤，按期遞送給這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竟沒有提出反對和抵制。其時，我已被“四人幫”關押了將近一年，根本不能和外界接觸，連家屬、孩子都不讓探監，對外所發生的事情根本不知道，更沒收到過家鄉寄來的《閩西報》。可是這封信卻不顧客觀事實，睜着眼睛說瞎話，硬要上綱上線對我誣陷。這封信說：一張《閩西報》說明了“一小走資派，人還在，不死，一有機會，他們就妄圖復辟。”接着，來信把矛頭一轉，指向郵局送報的工作人員和《閩西報》社的同志，把這些普通的群眾說成是“走資派的代言人”，會“隨時跳出來與我們較量”，還聳人聽聞地說他們是“代表走資派向我們反奪權”。來信最後就這個“典型”用醒目的黑體字告誡“造反派”：“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一刻也不能放鬆階級斗”。

為了引起人們的重視和“警惕”，《文匯報》抓住這個“典型”，用心良苦地加了段“編者按”。“編者按”的調門真可謂高了！它一開頭就故弄玄虛、上綱上線：“這封讀者來信，揭開了一場觸目驚心的階級鬥爭。”這種“咄咄怪事，不能不激起無產級革命派和革命群眾的極大的憤。”“編者按”在盛讚兩位讀者具有很高的“革命警惕性”之後，用嚴厲的語氣指責郵局遞送報紙的人員和《閩西報》的同志是“死抱住舊市委不放的好漢們”，並要他們作出回答：“你們承認不承認‘一月革命’”？“究竟是承認陳、曹即中國赫魯曉夫在上海代理人的權，還是承認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權？”“編者按”蠻橫武斷地說這“是要恢復舊秩序、支持舊導”，是“為舊市委招陰魂，替走資派反奪權”。

“編者按”的作者還嫌說不夠，接着又進一步寫道：“陳、曹之流雖已被打倒，但是他們死不甘心”，“一待時機成熟，就將猛撲過來，奪回他們失去的天堂”。文章還提醒造反派說：“他們手下的一批幹將、死黨”，“有的已被我們揪出來，有的仍然潛藏在一些部門和單位里”，“充當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姦細”。“編者按”最後號召造反派“要擦亮眼睛，進一步揭開階級鬥爭的蓋子，徹底清算中國赫魯曉夫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陳、曹之流的滔天罪行”。

那兩位讀者和《文匯報》的編者，為討好“四人幫”及其在上海的爪牙，竟借這樣一件些微小大做文章，不僅對我這個早已被關押、對此事毫不知曉的人大張撻伐，興師問罪，強加了許多“莫須有”的罪名，要清算我的什麼“滔天罪行”，而且對那些普通的郵遞員和遠隔千山萬水的《閩西報》的同志也不放，指責他們是“妄圖復辟”，“替走資派反奪權”，是“走資派”的“幹將”、“死黨”、“姦細”，帽子得嚇人。今天的讀者讀了這篇文章，定會為之捧腹，感到不可思議，可是在當時這篇文章的發表卻掀起了軒然大波！

上海市郵電局報刊發行處的幹部和有關郵遞員受到批判鬥爭，一次次地被迫作“深刻檢查”。《閩西報》的編委也因這篇文章而受到圍攻、批判，直到改組。

在監禁中最使我為之焦慮的是，被關押了五六年，外界的情況和家人的情況絲毫不了解。1972年8月4日，我給專案組寫信，要求家人、孩子會面。“文革”期間，很多老同志對我和我的子女都非常關心，首先要提到的是耀邦同志。從1971年“九一三”之後，耀邦同志就離開了團中央的五七幹校，回到了北京。他解放得比較早，在他回到北京的家裏以後，就當時受迫害的老幹部都非常關心。可以說，就是當時他最關心的老幹部之一。從1972年天我大兒子小津第一次見到耀邦，到1976年春天**事件前小津離開北京回江西向他告別為止，4年間，耀邦見小津約三四十次。他每次見都關心我，關心我的家庭，都和我一共同關心着當時的政治形勢和“文革”的發展。他告訴小津，解決我的問題要分幾步：第一步，要求看望；第二步，要求看病；三步，要求解除監禁並回家。根據耀的指教，小津於8月7日給專案組寫信，要求見他的父親。上海專案組講：“現在上海市隔離、監禁的有一兩千人，都沒有見，為什麼你要見？不要搞特殊！”小津回答：“這不是搞特殊化，我父親有鼻咽腫瘤，因有特殊情況才要求見。”上海市專案組不予理睬。《陳丕顯回憶錄》修改手跡小津又寫了第二封信，抬頭是“上海市委領導”。信發出十天後，仍然無人理睬。這樣，小津就又給周總理並呈**一封信，要求探視。顯然，這封信**、周總理收到了。在封信發出后不久，王洪文專門在上海見了小津。王洪文說：“**、周總理關心黨和國家大事很忙，你不應該去打擾，有什麼要求找我們上海市就可以了。”小津回答：“我先找的專組，不理睬。又給上海市委領導寫了信，也不予理睬。這才給**、周總理寫信的。”小津這麼一說，王洪文無言以對。王洪文又：“希望你見你父親的時候，要起積極作用。”小津回答：“我就是子女探望父親，無所謂積極作用和不積極作用。該起積極作用的是你們專案組的人，是‘兩報一刊’。”小津又把王洪文的話頂回去了。王洪文又要求小津見父親的時候，不要講外面的小道消息。小津說：“我在工廠當工人，聽不到任何小道消息。不會跟我父親談小消息。但是，中央傳達的文件精神和一些老同志對父親的關心，不是小道消息。”對此，王洪文說不出什麼，但心裏肯定是非常不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