傾心交往五十年（代序）(3)

忽如一夜“文革”來，一時天旋地轉，人妖顛倒，批判、奪權、鬥爭席捲全國，無所不在無孔不入。反動路線要斗，走資派學術權威要斗，黑五類要斗，紅小鬼也要斗，劉鄧要斗，還有帶槍的“劉鄧”最後也跑不了。我父親1966年8月就被停職打倒。1966年10月，丕顯叔叔參加央工作會議，當時他的心情複雜、彷徨，心中無底，遇到的熟人也都緊張而憂鬱。什麼是黨內走資派？他的心理活動正像他的回憶錄描寫的那樣：“這種提法實在是令人不安。究竟什麼樣的人算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呢？我們在心裏暗暗為自己劃線。我們是當權派，這是沒有疑的；捫心自問，沒有走資本主義道路。要說工作中的錯誤，肯定是有的；但不僅沒搞資本主義，連想都沒有想過。因此，我們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可看看周圍挨整挨打的、被斗自殺的，都是和我差不多的人，田家英、鄧拓在運動之初就自殺了，何長工、張霖之被點名，各省市自治區領導沒有哪個有安全感，隨時備被揪被斗。這樣看來，運動的重點又好像恰恰是我們。……我還很惦念耀邦，他被揪出來了……”

**給全黨、全國人民出了一道難而又難的難題，為什麼要搞“文化大革命”？什麼人是走資派？正當丕顯叔叔絞盡腦汁，費盡心思，認真考慮這一問題時，很快上海就變成了“文化大革命”奪權的中心焦點。正如一則諺語所言，寓言換個說法，指的就是你自己！何苦多想，那時的當權派就是走資派，陳丕顯是當權派，必然也是走資派，如果不想當走資派就必須把自己罵個狗血噴頭，跟着中央文革的指揮棒走。

“文化大革命”進入奪權階段，“****真是天下第一奇事。奪權鬥爭的第一個回合就出自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經濟文化中心上海，首當其衝的人物就是陳丕顯。1967年1月1日凌晨3點，周恩總理親自打電話給陳丕顯，指示他擔負起領導責任，維持革命秩序，抓革命，促生產”。中央文革那一條線卻策劃着一場奪權陰謀。1月4日《文匯報》奪權，1月5日《解放日報》奪權。1月12日凌晨上海造反派衝進市委大樓，搶走了市委大印，宣佈奪權成功。同時在人民廣場召開幾十萬人大會，扣押了陳丕顯、曹荻秋等領導人。1月31日《紅旗》雜誌發表了《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鬥爭》的社論。社論說：“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裏奪權，這個無產階級的大風暴是從上海開始的。上海的群眾把叫作偉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風暴正在席捲全國。”張春橋為此作註：“蘇聯十月革命是一場偉大的人民革命。我們上海的‘一月革命’是一場偉大的人民革命。這兩次革命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深刻的大搏鬥。”至此丕顯叔叔帶着鼻咽腫瘤，開始度過了八年囚禁的囹圄生活。

四、寄語囹圄

我父親1971告別了河南潢川五七幹校回京家居賦閑。隨着父親的到來，家中的客人也多了起來，熱鬧起來。先是我們兄妹的同學來，同學又帶着他們的朋友來，接着受到衝擊的幹部來，以後沒有受到衝擊的幹部也來……我父親接觸的人越來越多，方方面面的信息也使他更多地了解了外面的情況，開始了新的思考，也開始了他和客人、來訪者的談話。他戲稱他是沒有分配工作，沒有職務，不在台上，但仍然可以在台下做些工作的老傢伙。一次丕顯叔叔的長子陳小津來到我家，他向我父親述說了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上海他父親的經歷和仍被關押的現況。以後他往來更加頻繁，粗略統計，約有三十次之多。十分感謝丕顯叔叔的遺作，他對這些談話作了真實的追述。

我父親以他親身經歷，結合當時文革的感受和他對主席的了解，就丕顯叔叔的問題不斷對小津講：“**是我們崇敬的領袖、長者對主席一定要認錯。如果你不認錯，難道說群眾錯了？難道說**他老人家錯了？當然，要認錯有兩種方式，一種方式是可取的，另一種是不可取的。一種認錯方式就是實事求是地檢查自己的錯誤，請主席關心，向主席提出請求要求解除監禁，恢復黨的組織生活，要求分一些工作；另一種，就是把自己罵得狗血淋頭…”並具體告訴小津給主席的信應該如何寫：“要在信中表示：多年來一直想念**，好多年沒有見到過主席，過去主席經常耳提面命，經常能聽到主席教導。這麼多年沒有見到主了，很想念主席。雖然沒有見到主席，但一直在認真讀**的書，檢查自己的錯誤。願意繼續跟戰爭年代一樣，在**的導下，跟**一起幹革命。”

父親向獄中戰友的寄語，對“紅小鬼”時的朋友存在着極大的影響力。1974年9月9日，丕顯叔叔給**寫了一封信，大意是：“我沒有見到您老人家將近八年了，我時常想念着您，我對老人家和親愛的黨有深厚的感情。……我仍在隔離審查中，長期沒有過黨的生活，又長期沒有工作，思想落後於形勢太遠了，內心十分着急。我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懇切要求主席和黨對我早日從寬處理，給我一點我可以做的工作，得在實踐中徹底改造自己。……”此信真靈，**天以後作了批示，丕顯叔叔才擺脫了八年囚禁囹圄的生活。我父親這樣勸導丕顯叔叔完全是真誠的，他們傾心相交幾十年，目前他所處的環境太殘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