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日如年的巴黎之行

就在北京地鐵開工建設的前兩天——1965年6月28日，梁思成動身出訪法國巴黎。他此行的身份是中國建築師代表團團長。代表團一行7人，赴巴黎是參加國際建築師協會第八次大會和第九次代表會議。這是1928年與林徽因旅歐考察之後，梁思成第二次來到巴黎也是他最後一次出國訪問。可以想像梁思成此行的心境——這一年，巴黎在經過痛苦抉擇之後，制訂了與“梁陳方案”主旨一致的“大巴黎地區規劃和整頓指導方案”。這一年，徹底否定“梁陳方案”的拆毀城牆行動，在北京如火如荼。而偏在此時，梁思成從北京來到巴黎。將古與今分開發展，有機疏散，以求得新舊兩利，是“梁陳方案”的精義所在。在北京，梁思成與陳占祥腹背受敵；而在巴黎，這樣的規劃思想，正理性地引導着城市發展。1965年，巴黎政府制定了以“有機疏散”理論為指導的大巴黎規劃，預計2000年大巴黎地區人口為1400萬人，提出以下措施：一、在更大範圍內考慮工業和城市的分佈，以防止工業和人口繼續向巴黎集中。二、改變原有聚焦式向心發展的城市平面結構，城市將沿塞納河向下遊方向發展，形成帶形城市；在市區南北兩邊20公里範圍內建設一批新城，沿塞納河兩岸組成兩條軸線，現已基本建成的有埃夫利、塞爾傑、蓬圖瓦茲等5座新城。三、改變原單中心城市格局，在近郊發展德方斯、克雷泰、凡爾賽等９個副中心。每個副中心佈置有各種類型的公共建築和住宅，以減輕原市中心負擔。四、保護和發展現有農業和森林用地，在城市周圍建立5個自然生態平衡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巴黎市區主要改建了5個區，其中，在接近市區邊緣的弗隆·德·塞納區和意大利——戈貝蘭區建了一些高層建築。1969年以後，又在市中心進行了一些改建嘗試，如整頓馬海區，重新進行了聖·馬丹運河區和中央商場區的規劃設計，建設蓬皮杜藝術和文化中心等。在巴黎古城區進行的改建，特別是新建的高層建築，遭到了市民的反對。巴黎政府從70年代起，開始在古城之外的香榭麗舍主軸延長線上建設新的城市副中心——德方斯，並將新建築集中在那裏建設。德方斯區位於巴黎西北的塞納河畔，距凱旋門5公里。這個新區在80年代初基本建成，每幢建築的體型、高度和色彩都不相同。有高190米的摩天辦公樓、跨度218米的拱形建築，有各種外牆裝飾，景觀豐富多彩。這樣的規劃佈局，使古與今相映生輝，並為城市贏得更大的發展空間，緩解了“單中心”城市交通擁堵、空氣污染等矛盾，完善了城市功能。就在梁思成抵巴黎訪問的前一個月，世界各國建築師聚會威尼斯，通過了著名的《威尼斯憲章》，明確把文物的環境納入文物的保護範疇。而這些思想精華，梁思成、陳占祥在1950年的“梁陳方案”里早就提出了。可是，就在梁思成訪問巴黎之時，在北京，“梁陳方案”仍沒有躲過批判者的鋒芒。這一年，清華大學建築系的一篇研究生論文，仍一如既往地把“梁陳方案”指責為“把舊區撇在一邊另搞新中心，實際是在保護文物建築的借口下連同一切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落後、甚至破爛不堪的勞動人民居住區一起保存下來，由古代的文物建築來束縛今天的社會主義建設”。一個學術方案，就在一篇“學術論文”里，被這樣升格為一個政治問題。身在巴黎的梁思成，心頭是怎樣滋味？6月29日，代表團經莫斯科抵巴黎。次日，梁思成即感不適，“昨夜一夜不眠，晨出冷汗”。7月2日，梁思成出席國際建協第九次代表會議。7月4日，他漫步巴黎拉丁區，身體仍感不適，“在St·Geraine大街旁小坐飲coffee，甚冷……今日甚冷，傷風流涕。”7月5日，梁思成出席國際建協第八次大會開幕式，一天活動后，“已精疲力竭”。7月10日，他在日記里寫道：來Paris已是第十一天了。這次出來，深深感到身體遠不如前幾年了。即使前年在古、墨、巴，身力似還可以。這次出來，巴黎天氣之冷，遠出預料之外，儘其所有而穿之，還是大大傷風，一周來涕流不止，鼻子都擤破了，好在沒有發燒病倒……應明確這是最後一次出國任務了。昨天大會雖已結束，但還有一周參觀時間。若從我自己想，真想什麼都不看就回家，但許多人初次出國，怎能不讓他們看看？歸心似箭，度日如年。7月18日，梁思成一行離開巴黎飛莫斯科。在中國駐蘇聯使館，他讀了兩天《矛盾論》。7月22日，梁思成等從莫斯科起程回國。他沒有寫下任何有關巴黎城市規劃的文字。他讀《矛盾論》，或是想排解內心的不安。1965年確實讓人不好受。這一年，英國公佈了324個歷史文化名城、鎮、村，而中國又在做什麼呢？現在，美國把凡有200年以上歷史的城市，均列為歷史文化名城。前蘇聯也公佈了957個歷史文化名城、名鎮。而在文明積澱深厚的中國，截至2002年2月，公佈的歷史文化名城只有101個。不是中國的名城太少，而是被毀得太多。它們不是毀於戰爭，而是毀於短短几十年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