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記》作者王軍：我不是想拯救北京

在《城記》中，王軍讓人們看到的不僅是梁思成的智慧，更是那種痛惜古都文化、關注城市發展的情懷。這是2003年底幾乎所有媒體對該書的同一評價。

“花10年做出來的東西必然是一個非常好看的東西。這本書好不好我不敢說，但有

我一把力氣活在。我相信春天播種，秋天收穫，不相信今天播種，明天就有收穫。”

多年以後，87級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的同學聚會，當年的哥們看着王軍感慨道：你當年那麼愛玩的一個人，背個畫夾，彈着結他，現在竟然能挨得住冷板凳，做上學問，出成書了。時值《城記》在北京三聯書店的銷售榜單上位居一二名。

其封底印着一段話：“作者試圖廓清北京城半個多世紀的空間演進，還有為人熟知的建築背後，鮮為人知的悲歡啟程；歷史見證者的陳述使逝去的記憶復活，塵封已久的文獻，三百餘幀圖片讓歲月不再是傳說；梁思成、林徽音、陳占祥、華攬洪……建築師多舛的人生，演繹着一出不落幕的戲劇；這一切的緣起，只是因為北京，這個‘地球表面上人類最偉大的個體工程’，擁有一段抹不去的傳奇。”

王軍的名氣其實在《城記》之前。學者楊東平在一篇文章中將王軍稱為“北京的恩人”，文中羅列着因為王軍的努力而為北京城保留下了的古建築、衚衕和四合院的名稱。“北京的恩人”王軍表示自己不敢當，“我只是盡自己的本分，做了一個記者該做的事。”

王軍善談，還能讓人從頭笑到尾。遇到表達激烈情緒，或高興或不屑或憤懣，王軍身子向後仰，頭一垂——這幾乎是他習慣性動作。

王軍生於貴州開陽磷礦，1991年大學畢業分配到新華社做記者，原本對教育感興趣的他被安排去報道“城建”。從此，這個自詡是享樂主義者的年輕人跟傷楚和遺憾打上了10多年交道。在這10多年裏，曾經採訪過的老人一一遠去。陳占祥、單士元、莫宗江、周永源、鄭祖武……王軍記得第一次見陳占祥，這位當年叱吒英倫的查理·陳，建國初同梁思成一起制定北京城市規劃的“梁陳方案”的紳士在家裏穿着筆挺的西裝，等候着一位剛畢業不久、對建築和城市規劃尚皮毛未知的年輕人的採訪。那時的王軍稱自己為瞎子。“登景山俯瞰北京城看了好幾次，眼睛是瞎的，什麼都看不見。故宮也看了好幾次，什麼都看不懂，還特累。”

之所以想要採訪陳占祥，來自記者的好奇心。好奇於城牆拆除后修起的二環路，怎麼拆的，又是怎麼修的，這才不過10來年的事，到底是怎麼發生的？王軍對於能夠發展到今天的當初一無所知。在中國人民大學度過4年的青春歲月還夠他跟一幫哥們回味良久。那些有歌可唱，有詩可誦，如何偷打麻將，特別是在學校里打架的種種細節，說出來，都是快樂。

一個快樂的人即使說起危險和挫折，也能說成笑話，哪怕是生命受到威脅。他講這些，像江湖大佬，“有人威脅我：殺人不過頭點地。我對他說：殺人挺不好的，咱們最好別殺人。”

王軍說自己並不是那種特有責任感、總是憂國憂民的人。他喜歡畫畫，彈結他，唱歌、踢足球都曾是一把好手。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因為城建問題將自己變成了他人眼中的“鬥士”，只是因為他給自己的定義是一名職業記者。“新華社要求記者寫內參，寫調查報告，這是我的工作。”《城記》成就了他的夢——“我喜歡做夢，做夢就要做出來，做出來是夢，不做出來只能是幻想。”(李冬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