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時尚生活(2)

生活中的真正變化往往是由所有社會階層中最活躍的那個階層來完成的，這個階層應屬於中產階級。因為相比於最低階層麻木不仁地生活在慣例中，因其自身原因難以啟動並發展較慢，相比於最高階層有意識地維護慣例，保守而尚古，中產階級就特別顯得與生俱來地易變、不安分。這一事實也說明時尚總是具有等級性的，那種最新的社會形式、服裝款式、審美趣味以及表達自我的流行風格總是最先在較高的社會階層中形成，一旦較低的社會階層開始挪用他們的風格，越過了他們已經劃定的界限，並且毀壞他們在這種時尚中所具有的帶象徵意義的同一性，那麼較高社會階層就會拋棄這種時尚，轉而重新創造另外的時尚，從而使他們自己與廣大的社會大眾區別開來。這裏有一種“你也配姓趙”的心理機制在起作用。但如上所言，在天津這個城市，真正的中產階級並未形成，占社會主體地位的是出租車司機那樣的中低收入階層。他們肯定沒有能力成為引領社會潮流的階層。如果沒有引領時尚潮流的人物，社會時尚就會發展緩慢或者停滯；一個發展緩慢的城市，就為傳統的習俗留下充分的存在空間，而那種引人入勝的社會潮流，也就是最能帶動人氣的東西就會缺失。這樣的社會土壤不會大量產生精英人物，即使產生了，也因水土不服，很多人會選擇離開。這也成為天津人的一個話題，即很多所謂的“名人”都是天津人，但往往是在天津時還默默無聞，但一出去就成名了，或者是一出名就出去了，天津留不住自己的人才。這已經形成了一個怪圈。與天津近鄰北京相比較來說，在北京，個人主義的東西比在天津更深刻多樣，雖然那兒也有很多體系化的流行風格（如我的朋友尹麗川所說的以“北京侃爺”和各種“先鋒藝術圈子”為標誌的“精神生活”），但同時，那兒也有很多只是以自我滿足為目的的時尚風格，個人主義的風采在那兒從不和流行風格有所衝突，卻又總是能從流行風格中跳躍出來，十分醒目。而在天津，由於精英人物的缺失或流失，你能在這裏很輕易地找到“一類人”，卻很難找到“一個人”。天津是一個文人氣十足的城市。如果在北京這樣的大都市，文人階層應該是一個引領社會時尚潮流的階層。但天津的文人並沒有在自己的城市潮流中充當這樣的角色。現有的社會秩序已經賦予他們在社會中擁有較高的位置，他們不再想往前走一步以便再試圖改變些什麼，而是更多地選擇“尚古”，從傳統習俗中尋求增加他們地位的因素。其實僅僅是俗也還是挺好玩的，怕就怕俗的東西還要做雅，這就讓人難受了。天津的文人有一股酸朽氣，玩趣味，講自在，弄風月。在這一點上，天津有點像西安這樣的古都，住着一些“蕭然于山石草木之間”的老古董，形成了一種重“名士之風”的氛圍。記得有一次看天津電視台的某節目，介紹一本地書畫家，習字前必得沐浴、凈手、焚香，花木環繞，凝神靜坐數時，搞得像修鍊某種功法。還有一次電視台報道當地文藝動態，文聯某領導帶一夥藝術家下鄉“體驗生活”，到山間去走一走，到百姓家串一串，引來眾人圍觀，如見西洋景。這一方面也可見天津傳媒之膚淺無聊。有不做“雅”的，就做“大”，廣大圓通，高標見妒，名流狀十足。東西掛在嘴上，卻不見行動，其實枯滯、瑣屑，偶爾露一下崢嶸，看看形勢不利，就退回書齋，想贏又怕輸。在天津，沒有廣州那樣的酒吧，沒有成都那樣的茶坊，沒有北京那樣的書店，沒有上海那樣的博物館和大劇院，但這裏有最清高的文人和最繁華的早點攤。一般認為，女性是一個城市流行風尚的晴雨表，她們就像生長在一個城市的植物（男性則更像動物），決定着這個城市的四季風景。女性在社會中是處於弱勢地位的，她們往往會受制於各種社會“慣例”，有意的追隨平均化和一般化，但是，女性對個性化的尋求其實也是很強烈的，而時尚正好為女性提供了所需的一切：一方面時尚具有普遍的模仿性，跟隨社會潮流的個體無需為自己的品味與行為負責，而另一方面，又具有一定的獨特性，以及對個性的強調、對人性的個性化裝飾。天津的年輕女性被當地人稱為“大姐”，僅這一稱呼就已經說明一切。天津女孩與母親的關係最好，做什麼事情會聽從母親的意見或安排；天津女孩比較本分，她們不會嘗試去做一些出格的事情；天津女孩戀家，考大學首選也是本地大學，這使像南開大學這樣的本地高校的錄取分數線比北大還高。住我家樓上的一個女孩，在高考報志願時到我家來徵求我們的意見，妻子以身說法，建議她考到外地去，開闊眼界，增長經驗。她當時似乎也被我們說動了，但最後，還是報考了南開大學，並且從此以後，她母親看我們的眼神總是怪怪的。但即便是這樣，年輕女性一族仍然是這個城市裏時尚人群中的風向標，更多的人正走在通向由這些年輕女性所創造的時尚生活的路上。女孩對時尚生活有一種天然的靈感，她們甚至可以不模仿任何人。富人有富人的哲學，窮人有窮人的時尚。作為一個兼具碼頭文化、租界文化和商業文化的大都市，天津從來都不缺富人，但富人們從來都不曾是構成這個城市人群的主體。天津是平民化的城市，過分的平民氣質使這裏的人們看不起富人，“擺什麼闊氣，老子以前比你有錢！”這種同化的力量太大了，這使一些富人在天津人面前沒有勇氣露富，這也使一些在其他地方得意或失意的人物一來到天津，不是想着東山再起或衣錦還鄉，而是心滿意足地做起了寓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