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新聞人的潰敗(1)

作者：胡赳赳也許是孤陋寡聞的緣故，第一次聽到“職業新聞人”的提法，要等到《華夏ＷＡＴＣＨ》問世之後，孫保羅將“職業新聞人的視野”的口號印在雜誌封面上，雜誌的裝禎設計是王道坤，他的設計曾經開創了中國平面媒體版式的一個時代，直到《經濟觀察報》挖掘出了鄒波這樣一個以前在傳媒圈裏不為人所知的人做版式總監，這個時代才開始轉軌。“做新聞要職業！”此後我屢屢從業務領導那裏聽到這句話，幾乎要耳提面命。我當時在一家日報的周刊工作，周刊主編是一個女人，喜歡用化名，像是個女特務，每每在報眉欄里出現她的名字時，她總是頗神秘地大筆一勾，這樣“王石某”就變成“王石”了。這個名字男性化而且使用者眾，由此，天下無人識君。她轄下的記者日後能在職業新聞人的道路上狼奔豕突、東成西就，其實與她分不開的。這位王石是山東人，對新聞抱有先天的敏感和後天的成見，想當初，她追求新聞的生命力和永恆性，她策劃選題的立場永遠站在人性的立場上，使得新聞既有故事，又有感染力。佈置完選題后，給記者改稿幾乎成為她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她抱着一桿毛筆，有時候是用紅墨水，沒有紅墨水的時候就用黑墨水，扒在桌前，在記者的稿件上添添改改，這個場景幾乎成為我對她印象固有的一部分，原因很簡單，我自認為高明和得意的新聞作品都被她改過。而我自認為高明和得意的部分往往是我的主觀感受、主觀議論和主觀抒情，如果真見了報，一定會讓我臉紅。從新聞學徒往職業新聞人的路上走，這幾乎是所有抱有理想主義態度的新聞人之路。在這條路上，我們最初都沒想過潰敗這個詞。此後，我在中國新聞社華聲視點雜誌社工作，由於機緣湊巧，我見到了孫保羅，因為他主抓的《華夏ＷＡＴＣＨ》和我供職的《華聲視點》投資方是一家，都是“誠成文化”旗下的刊物。有一次，我奉命去廣東省中山市採訪“護照改革”，那次採訪與以往的許多次採訪不同，在以往，我習慣於單槍匹馬、暗查明訪，以一個“影子”的形態出現。這次開始的時候本來一樣，我從北京飛抵廣州之後就消失了，我在廣東省公安局的出入境辦理大廳與前來辦理手續的群眾交談。但很快，主編就打來電話說，讓我去“拜碼頭”，到了廣州地盤上，去見見負責“誠成文化”的資方代表曾昭仁，他同時還兼任誠成旗下《希望》雜誌的主編，如果採訪碰到什麼困難他會協助解決。曾昭仁先生是我接觸到的“誠成文化”唯一人士，對於老東家“誠成文化”的全盤潰敗，我現在以一個局外人的身份，既不知道更多內情，也無從於對它的消亡有更多感同身受之處，唯一覺得可惜的地方是：曾經彙集了眾多優秀的職業新聞人，一夜之間就風流雲散，資本的險惡正在於，它會反過來咬人。孫保羅就在曾昭仁的樓上還是樓下辦公我記不得了，很快，曾昭仁把我介紹給孫保羅，很快，曾昭仁提供了他的專車，而孫保羅提供了他的行政助理阿軍給我做司機，我們在中山市採訪了三天，一周之後，一個關於“中國護照新政”的封面故事就出現在《華聲視點》上，作為一份月刊，最早對中國護照改革作出新聞反映，其機動性可見一斑，很快，《作家文摘》和《新華文摘》紛紛作了轉載。我當時的主編吳洪勝是天津人，復旦大學新聞系的高材生，從中國新聞周刊出來后，就一直在華聲視點做主編。他是一個特別儒雅的人，從來不批評人，說起話來慢條斯理，頭頭是道，是一個適合於交談和交往的朋友。他做新聞有個特點，相對很多職業新聞人來講，他注重新聞策劃的可執行性，再好的選題，如果不能保證一個完整的採訪過程，他是不會輕易入手的。我那次去中山市採訪，他還介紹我去找他的同學、當時在羊城晚報集團下的子報《新聞周刊》做主編的蔡洪波，請求要一個攝影記者跟着我去採訪，當時已是晚上，蔡洪波忙着在簽版，盒飯攤在桌上，都沒來得及吃，由於他跟我另一個朋友私交甚好，所以交談起來便沒有障礙，他很快委派了攝影記者曹原（現在供職於《南方都市報》）隨我去完成採訪任務。曹原表現出了相當的敬業態度，此後我拿回他拍的片子回京，當時任《華聲視點》副主編、藝術總監的法滿對曹原拍的片子給予了好評，這在我們看來，實在是第一次。法滿是國內第一流的圖片編輯和攝影記者，在我看來，也許只有《新周刊》的前首席攝影張海兒能與他相提並論，他在雜誌社裏行蹤飄忽，只是到出刊前他才出現，將文字稿統統捲走，帶回家去做圖片和版式設計。但這並不妨礙他親自走上街頭，拍出很有新聞製造力的影像。他現在在《財經》雜誌做藝術總監，每年會出一個小開本的“圖書”，以圖書的形式來紀錄財經的編年史。在廣州與孫保羅的交談中，他談到在以記者俱樂部的方式來做《華夏ＷＡＴＣＨ》，其運作方式大概是由他的業緣關係，聚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長期給雜誌供稿，而他也運作一些項目，給俱樂部的記者提供一些收入和深入採訪、考察學習的機會。他的助理兼司機阿軍還給我講述了許多關於孫保羅的舊事和逸聞，但是，時間過去了，這些舊聞支離破碎，只留下他重情義、善謀略的印象。很快，由南方周末“老人”支撐而起的《華夏ＷＡＴＣＨ》在資金壓力下無疾而終，孫保羅表現出志不在此的樣子，“黯淡了刀光劍影，遠去了鼓角爭鳴”，他與妻子陳菊紅選擇了出國讀書。這幾乎是職業新聞人的最好的出路之一，在潰敗的邊緣，選擇騰挪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