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傳統中國的財政與稅收(4)

我們也可以拿它與兩者之間的英國比。英國在光榮革命之後，在1692年第一次統籌抽土地稅200萬鎊。

當日它的人口不過600萬口，即以每鎊值純銀3盎司計，也是每口平均負擔1盎司，這時候中國已入清朝的康熙年間，英國以每口計算(percapita)它的土地稅之能力，已為中國之8倍。

而且今後這力量還呈直線式的上升，終至它的稅收總額也超過人口百餘倍的中國。

第三點，明清財政體系與中國經濟之不能展開有很大的關係。表面看來，我這種說法甚為費解。

政府抽稅輕，民間就應當多有剩餘，多剩餘即多資本，多資本即經濟發達。

這種想法也是財政稅收系統的設計人朱元璋的想法。在14世紀他就標榜政府不要"聚斂"，不要"與民爭利"，而要"藏富於民"。

甚至毛澤東也受這傳統思想的影響，他在1939年說及："中國封建社會內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着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會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

"這種想法也認為經濟之發展達到高峰稱為資本主義者，可以由民間策動，自然而然地形成，不待政府之參與。

其實一個國家經濟之發展，國家與政府消極地不加阻攔不算，還要積極地參與贊助，因為商業上的財富，着重流通，經常賒欠放債。

一方面借，另一方面就投資，在這進出之間合同一定要有保障，所以民法一定要規劃得詳盡，個人的權利義務一定也要大家都有共識，簡單明了。

這些都屬於法律。政府不僅要有立法權，而且要有執行的能力。從政的人員必須經過特殊的訓練，首先即要在社會上和教育上養成這種習慣的風氣，影響到宗教。

這也是一個大整體的組織與運動，與我前面所說的"立"字相似。雖然我不能說中國過去五百年缺乏進步，應由明太祖朱元璋以來一脈相傳之財政稅收體制負責(因為還有其他的因素，以下交代)，這體制卻已充分表現中國傳統政府不能也無意創造新法律，造成經濟上的突破。

明清社會裏最與基層接近，而最有實際功效之機構為縣級衙門。所有之土地稅，一部分商稅、礦銀、行政收入如贓罰、僧道度牒(出家人之執照費)、開納事例(民間捐官、派為監生等)均由知縣收集，所以除了鹽稅、番舶抽分、竹木抽分之外所有稅收，多於全國85%，都由縣級征完。

明清政府採取"結構一體"(monolithic)的方式，知縣既為地方官，也是中央派來的專員，除了很少的地方有極少的例外，一般縣境之內就沒有代表上級的分局和分處。

知縣雖為文官，守土有責，在有事故時應當與縣城共存亡。他既為行政官，也是司法官。

重要的訴訟尤其是刑事，他必須親自聽審。一般情形之下他有一個縣丞，也就是副縣長，一個主簿，我們也可視之為秘書長，還有一個典史主牢獄，一個縣儒學教諭和現代的黨代表與政治指導員接近。

只有這些人在文官系統里有地位。其餘的官，大縣可能有半打左右，小縣減半，稱為"未入流"，有同軍中的準尉，不能與一般官僚同樣地提調升遷。

再下層則是吏，亦即是書算手，雖為地方性職業性的低級幹部，待遇菲薄，有些尚且無薪，只靠非正常的收入生活。

大縣可能多至二三十人，小縣可能10餘人。只有這批人手，又缺乏銀行與匯兌處，如何能夠處理幾萬納稅的稅戶，一般的縣份都為數幾萬，大的縣多至10萬以上。

況且當日的風氣又重儀禮、重文字，各官員在繁文縟節之餘，已經忙得不可開交，如何能注意到鄉村裏的納稅人?

其答案則是使用威權。上海縣在1584年即將全縣劃為56個區，一區就指派一個"總催"，下轄十餘個村莊。

這總催每隔十日必須到縣衙門報到一次，將他經管的錢糧和書算手對數。

如果有不如額的地方這總催就要挨打，打罷，他的責任沒有卸下，他還是要催。

我們也可以想像這些人只要可能時，在鄉村裡作威作福的態度了，上海的土地稅，一部分屬於漕糧，而且屬於"白糧"，亦即齎送到北京供宮廷里食用或國家祭祀之用。

於是在這些派糧的區里，又各派一個"收兌"。他的任務要責成糧戶，將白米運送到指定的河濱，和運軍交納完畢才能算數。

白糧一到船上，就成了運軍的責任。我們從很多文件上看到，糧船遇到風暴漂沒，運軍有負責賠償的記載。

有時追究責任及於總旗、小旗，亦即下至連長、排長，有些文件還提及運糧的軍官負不起責任賣男鬻女，甚至削髮為僧。

這種體制威權總是由上至下，所有各階層都要規避責任，所以最怕變態，因為一改則全部都要改。

我們也看到有些文件上提到土地變形，以前記載在文書上的土地被水衝去，可是應繳納的錢糧無從註銷，即使以前應納糧的人不在，鄰居鄉里也要集體負責。

1580年張居正以萬曆皇帝的教師的地位秉政，用年輕的皇帝的名義實施全國丈量，把所有的土地重新清算一次，準備與民更始。

可是張自己在1582年死去，於是文官集團里發生一次"翻案"的運動，以前稱張居正為能臣的人都被排斥，以前和他作對的都算好人。

凡是丈量清出土地的人都被稱"掊克"，亦即是以少報多欺負老百姓邀功。

群情如是，萬曆皇帝也只好發下詔書，將這次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所主持丈量的成果推翻，以後到清朝康熙皇帝想實施全國丈量也沒有成功。

明朝土地之底賬一直用到民國時代，有中外書刊證明。這樣也可以窺見中國改制的困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