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傳統中國的財政與稅收(2)

我鑽進明朝財政稅收這個專題裏面去，並非事前計劃。只因為我在密歇根大學擬做博士論文時，發現明朝的漕運，亦即是政府由大運河自南至北所運的食糧物資的情形，資料俯拾皆是，也有幾套統計的數字，預想經過一番整理，一定符合美國大學校的一般要求，況且經濟史又是挺時髦的部門。殊不知進去容易，出來麻煩。第一，漕運不是一個獨立的行政部門，漕運總督就兼淮安、鳳陽各地方的巡撫，所以他也是地方官。運去的糧食稱為"漕糧"，也是江南各地方的稅收，當日田賦徵實，老百姓以去糠之米交納。在運河裏運糧的船夫，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各衙抽來的"運軍"，所以又與兵部相關聯。第二，這漕運的區處，牽涉很多專門名詞，不見於字典或辭典，只能在當日文件上翻來覆去，逐漸領悟到其大意。第三，我後來寫成的論文不能稱為經濟史，反倒可以稱為財政史，因為明朝的財政和清朝的財政，實行起來不符合現代社會的經濟原則。舉一個例：大運河裏面的糧船，共有11000多艘，每船有運軍10人，所以約有12萬名官兵參與運糧的工作。他們要經過無數的水閘，一到北方又常遇到河水冰凍，有時來去一趟要10個月的時間。漕糧每年四百萬石，我們也弄不清楚運費多少，有人曾估計要花18石的腳費運米1石。其目的不是現下所謂經濟，而是政府保持自己的自給自足，故意將北京的物價降低，而使政府官員及家屬配得食米。並且所謂統計之中，也有很多前哈佛教授楊聯陞先生所說的"假數字"。我當初想製圖表，把這些數字以曲線勾畫出來，後來看來不只是行不通，也無從作科學化的結論。我希望各位不要問及我的論文，雖說被學校通過，但不是我自己可以感到非常愉快的作品。倒是在做論文期間，逐漸看到明朝財政與稅收的多方面，深想再花點功夫，作進一步的研究。料不到再涉足進去，就是7年!當時（台灣）中央研究院翻印《明實錄》，我也買了一套，教書之外，每兩星期看一冊並摘寫筆記，一共133冊，也花了兩年半的時間讀完。《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稿成之後，又與支持此書的哈佛大學發生爭執。我已在《地北天南敘古今》裏有一篇文字敘述，現在不再重敘。幸虧費正清先生不以為忤，他之遺著《中國新歷史》(China:ANewHistory)里仍舊稱《財政與稅收》很結實(solid)，是基本的研究(abasicstudy)。這書在1974年年底出版，按照大學出版社對付學術著作的一般辦法，只印1200冊，賣完即不再版。台灣已經出現一種翻印版。大陸方面有兩所大學和台灣一所大學的同事曾商量出中譯本，可是迄今未有音信，我猜想都沒有按計劃完成。1974年到今天已近20年，現在我自己檢討起來，我尚沒有發覺書中有何主要的錯誤，需要更正的地方。沒有料到的，則是海峽兩岸及世界局勢變化之大。早知如此，我一定會更把書中的資料，切實與今日之局面連貫起來，把前因後果的關係說得更清楚、更剴切。譬如說《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最後一段提及中國近代的經濟問題，主要的不能從農業體系裏生產剩餘，去投資其他方面，出於財政稅收體制的影響;明朝的財政系統被清朝大體襲用，它之缺乏積極性格，並不是在歷史上不重要。這種說法就太輕鬆，沒有斬釘截鐵說明:明清社會由這財政系統所支配，缺乏局部改革之可能，一改就全部都要更改。所以我們祖孫數代，從衣食住行到權利義務，一變就整個要變，等於重寫大"立"字，已是由來有素，最低限度有500年的沿革了。我感謝東海大學的邀請，既然遠道來此機會難得，也不願意只在講堂上念自己的書，倒想借這機會，把自己當日暗中摸索摘要，與今日局勢有關之處發揮。這樣比較更有實用的價值。在這裏我也附帶說及，我自己得益於這段知識與現狀情勢有密切關係的好處。《財政與稅收》一書的準備經過7年，以後我寫《萬曆十五年》則只花了1年。因為以前之摸索，即已奠定了以後研究之基礎。《萬曆十五年》之能僥倖在海外與國內，在台灣與大陸都暢銷，主要的乃是它的內容與題材仍和我們今日遇到的問題有密切的關係，有如官僚主義的作風，既危害於明朝，也仍作祟於20世紀的中國，前後有歷史的因緣。以下是我做研究工作的扼要報告，也把書中沒有講解得透徹的地方更加增強補充：第一點，中國的傳統社會有它自己的特色，斷不能稱之為封建體制，更不能與歐洲的feudalsystem相比。封建或feudalism必着重地方分權。所以"裂土封茅"，土地可以分裂為公國與侯國，受封則爵位世襲，永遠遺傳，茅是社壇上的旌幟，保有獨立自主的氣概。這種種情形都不可能為明清社會所容許。在封建體制之下，領主向農民的徵集，賦稅與地租不可區分。即在日本德川幕府時代，不稱土地稅，而稱"年貢"，或是"本途物成"，亦即是主要耕作物的收成。有時"四公六民"，有時"五公五民"亦即是領主與種田人對分，顯然地與明清的田賦有很大的區別。明清的體制是中央集權，皇帝直接向全民抽稅，省級州縣級的地方官吏全由中樞委派，他們本身都沒有立法的能力。這種體制最怕中層的力量凝固。不僅地方上的貴族建立不付稅的莊園不能容許，即是大地主擁有土地至1萬畝以上，再不分家析產，也認為可能威脅到朝廷的安全，官僚們必千方百計地將它們拆散。這當中常引起一段誤解，明朝的記錄里經常提及貴族的莊田，在16世紀最著名的乃是萬曆皇帝，由他寵愛的鄭貴妃所生的福王常洵，據說他曾接受到田地4萬頃，有說2萬頃，亦即是400萬畝至200萬畝。其實經過調查，這些地主並不集中地存在，也不在親王各自掌握之中。有如黃河改道，沖沒的土地幾十年無人耕種，後來開墾之後有了一點收成。長江里的沙洲，當初無主，後來也開發為田，各地方官也在該處抽了一筆小數目的稅，當初也沒有報告皇帝。後來被萬曆皇帝發覺，他就責成把這些土地的面積歸併計算，稱為福王的莊田。事實上這些土地無法實際歸併，畝數既不對頭，也始終沒有由福王王府接管。所謂莊田不過皇帝要求各省，每年由這名目之下繳納白銀四萬六千兩，各地巡撫也向皇帝討價還價。及至朝代覆亡，這問題始終沒有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