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秀（三）(3)

可是，那個兒子，對了，他的名字叫崔雷，卻從此在小小的心靈深處，埋下了對老支書一家‘仇恨’的種子。在老支書家的時候，看到父母苦苦哀求的可憐模樣，崔雷緊握着拳頭，眼睛裏似乎立即要噴出火來。不過，這個十二歲孩子的憤怒，沒有引起任何一個人的注意。多年以後，長大成人的崔雷告訴我，那個晚上，他發誓，一定要報仇。於是，他自然而然地站在了老支書的對立面，成為崔聯最堅定的支持者。與崔雷相反，當年揪過崔雷耳朵的張忙，卻自始至終是老支書最忠實的擁護者。張忙四十多歲，和老支書差不多大小。打小的時候，他們倆就很要好。老支書後來出息了，當了村裏的一名幹部，而且是村裡級別最高的幹部，也沒忘了這兒時的好夥伴。張忙有兩個兒子，因為有老支書的幫忙，都得以參軍入伍。光這一點，就讓村裡人羨慕不已。因為，當兵，不只是意味着光榮，還意味着有大好前途在等着你；張忙家蓋房子缺錢的時候，老支書非常主動的救濟了他；張忙本人托老支書的福，當了近二十年的村民小組長。所以，張忙打心眼兒里感謝老支書。因為站在不同的‘戰線’上，崔雷、張忙這兩個年齡相差將近二十歲的人，在很多場合，為了崔聯和兄弟倆，互相大打出手，怒目想向。當然，這些都是后話。另一個重要變化是，1999年左右，村裡不少村民家都買了電視機和安裝了電話。雖然大多數村民家的電視機都是黑白的，但通過天線也能收到山東省台和中央電視台的節目，圖像還很清楚。有了電視以後，村民們不出家門也能知曉天下事。有一年，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調查》欄目，製作、播出了一期關於村民選舉的節目《大官村的選舉》。我問過一些灰村村民，他們都表示有那麼點印象。一個村民還說出了一個節目的細節：“節目裏有個瘦瘦的女記者在那兒播音”。（這期節目的現場出境記者胡勁草，那時在鏡頭裏的確比較瘦）另一個村民說：“我記着裏面好像有個八十歲的老頭也投了票。那個熱鬧勁兒，就和結婚辦酒席差不多。”由此推斷，1999年的灰村村民，對於村民民主選舉應該是怎麼回事，通過電視多多少少也知道一些。而電話則使村民的活動變得更具有隱蔽性，有什麼事兒要商量和打聽，往往打個電話就行了。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不必琢磨着如何避人耳目，主要是如何避老支書、老村主任的耳目。過去，經常性的，誰去誰家串門了，誰和誰常在一塊兒商量個事兒……這些，據村民說，兄弟倆都知道得很清楚，因為他們有不少耳目。這次，電話可是幫了那幾頁紙的大忙。崔聯家的電話開始響個不停，不斷有村民打電話過來問那幾張‘紙’的事兒。雖說，崔聯並沒有在綱領上落款寫上自己的名字，但村民們一看那綱領，就猜出是崔聯乾的。因為，這麼多年來，只有崔聯在和兄弟倆斗。實際上，不僅是灰村、灰村村民發生了變化。崔聯自己在村民眼裏也和過去不大一樣了。用村裡人的話說，他已經是一個名人了。原來，1998年，崔聯發明了一種地瓜儲藏方法，一些報刊雜誌對此進行了宣傳報道。利用這個技術，崔聯在鄰縣承包了幾百畝地種地瓜，傳聞他當時足足賺了十多萬。地瓜，在中國的許多地方，是一種主要的農作物。所以，經常有來自全國各地的農民，慕名前來向崔聯請教。灰村一些村民，也開始慢慢接近崔聯，時不時地去崔聯家串串門，希望也能從他那兒學一些儲藏地瓜的技術。這個技術，不僅使崔聯家比以前熱鬧多了，而且也使崔聯在村民心目中的地位提高了，份量加重了。雖然，村中各種大事小情，崔聯根本沒有資格插手、過問。但無形中，崔聯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是村裡不少年輕人學習的榜樣。一些村民回憶說，有一陣子，崔聯屋裏，來串門的都是些小年輕。崔聯屋裏沿着牆角擺了一遛、各色各樣的地瓜，小年輕提溜着地瓜，好奇的問這問那；而老支書的家裏，則是村裡老幹部、老黨員的聚集地。他們聚在一起聊天、曬太陽，說說村裏的事兒。所以，從老支書家門前經過的時候，經常能聽見有人在裏面咳嗽；從崔聯門前經過，聽到的是一幫小年輕在說笑。崔聯告訴我，第一個打電話給他，問綱領事兒的是家住村東頭的崔喜。崔喜比崔聯年長兩歲，按老一輩的說法，他們倆是同一個家族的人，論輩分，崔聯應該管崔喜叫叔。不過，到崔聯這一代，早就沒有這樣的講究了。他們倆見面基本上都是直呼其名。崔喜沒有當過兵，但念了不少書，初中畢業，寫得一手好字。過年過節辦喜事，村民就去找崔喜，請他替自家寫個對聯。七八十年代的時候，崔喜是村裏的電影放映員，城裏有什麼新鮮事，他一般也都最早知道一些。在村裡，崔喜絕對應該算是一個文人。村裡人都說，崔喜就是想當村會計，他覺得除了自己，村裡沒人有這個才能。他曾經向兄弟倆提出過這個要求，但是遭到拒絕。所以，一直以來，和兄弟倆之間有些不痛快。不過，關於這一點，崔喜本人在接受採訪時矢口否認，還很生氣地說，村裡一些人在有意造他的謠，純粹是誣衊。崔喜還有一個親弟弟，叫崔保。他們倆分別生了兩個兒子，兩個女兒，家裏人丁興旺。一大家子，加起來有六個大老爺們。在農村，誰家男丁多，誰家說話的聲音就更大些，底氣也更足些。六個男人拳頭的份量，不可小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