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女士與藍（十九）

我是１９９４年的夏天回國的。應該是在６月２０號，或者２１號。這一點，陳喜兒甚至要比我更清楚些。我們剛認識的那段日子，這是她經常要問的許多問題之一：“你到底是什麼時候回來的呀？”她在各種不同的時間、場合、用各種稀奇百怪的方式來問這個問題。有一次，我和她在大街上逛馬路。走到一個拐角地方，有個臉色烏青的中年男人擺了個小攤。他坐在小板凳上，手裏抱着一個頭戴摩托車頭盔的三、四歲的小男孩。攤位前面是塊招貼牌。硬紙板做的。上面醒目的寫着：“下海取經，優價銷售。36－1洗臉盆針7元；電動剃鬚刀每隻9元；剪刀每把2塊；漏勺1塊5毛……”走到那塊招貼牌前面時，陳喜兒放慢了腳步。我們逛馬路的時候，通常有個習慣。陳喜兒一定要把手插在我的衣服口袋裏。非但是她的手，還要再加上我的。這事冬天好辦些，天冷，大衣口袋也是寬寬大大的。到了夏天，我就提抗議了。“真熱！”我說。“全是汗！”我朝她瞪眼睛，想把她的手甩掉。她就是不管這些。到了那會兒，她的那隻小手就像鐵鉗子那樣，死死的抓着我。那天我們逛街的時候，她的右手和我的左手，就同時插在我的褲子口袋裏。就在她腳步放慢的同時，突然，她用力捏了我一下。“噢”的一聲，我疼得忍不住叫了出來。我扭頭看她。我說你發什麼神經，人家“下海取經，優價銷售”，管你什麼事，你幹嘛要捏我呀？她也不說話。眼睛亮亮的迎着我。這樣過了一會兒，我也就軟下來了。只要她眼睛亮亮的看着我，我的心就會軟下來。其實，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時候，眼睛也發亮。但陳喜兒說這是不一樣的。她說：“我只在看到你的時候發亮。”言下之意，就是說，我看到其他女人的時候也會發亮。後來，那天晚上我們逛街完畢，坐到亮堂堂的肯德基里啃雞腿的時候，我問她：“嘿！老實交待，剛才幹嘛捏我？”她手裏的雞腿剛啃了一半，手上和嘴上都油汪汪的。和我吃飯的時候，她的胃口通常都特別好。我一般就吃一個漢堡、一杯可樂就夠了。但她不行。我們站在肯德基櫃枱那兒的時候，她總是湊在我耳朵旁邊說：“四個辣雞翅、一個雞腿、一包薯條、一杯巧克力聖代——還要一碗湯！”我叫她“小飯桶”。她挺高興的。後來我見她只顧着吃，也不回答我的問題，就又繼續逗她：“是不是看到那塊牌子后，覺得昨天送給我的那把剃鬚刀買貴啦？”這回她有點急了。嘴裏咬着雞腿，發出一種食物與辯白所交替混雜的聲音。後來，她把油膩膩的嘴巴湊到我面前，一張一合的：“我呀，就是老擔心，和你在一起的時候——那是在做夢。”她在我的下巴那兒蹭出一塊油漬。痒痒的。但我還是心頭一動。雖然，雖然當時我嘴裏說出來的是這樣的話：“做夢？做夢你幹嘛不捏自己的手？”。有時候，我老覺得陳喜兒對待我的態度，有些像那種文藝女青年。“你是看文藝書看多了吧？”我對她說。她倒也承認。歪歪扭扭的說，她確實看過很多文藝書，特別是言情的。看到那些悲悲戚戚的地方，“還一邊看一邊淌眼淚呢！”但她又不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她說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特別奇怪。她說她從來都沒遇到過這樣奇怪的事情。即便在書里也沒遇到過。“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呀？”她把手伸出來，越過我和她之間短短的距離，放到我的臉上。陳喜兒比我矮很多，站在我身邊，也就剛到我的下巴那兒。所以她摸我臉的時候，總給人一種踮起腳、去夠高處東西的感覺。還不僅僅是高度上的問題。因為她用手去碰的，還不是吊在廚房柜子上的糖罐、鹽罐、胡椒瓶或者味精盒。她是那樣的惶惑、小心，半閉着眼睛——她的手指尖在我疙疙瘩瘩的臉上（那種“保護皮膚”的塗料還是留下了後遺症）划來划去，總讓我想到類似於這樣的幾句話：“你疼嗎？”“別弄碎了呀！”“你到底是誰呀？”幾乎每一次都是這樣。每一次都會讓我產生一種錯覺：覺得自己就像一隻易碎的景德鎮瓷器。“手感怎麼樣？是松樹皮還是柳樹皮？”我總是逗她。有一段時間，她老是哭。動不動就眼圈那兒紅紅的，止都止不住。碰到這種時候，我就開始逗她。陳喜兒現在當然不扎小辮，也不背雙肩書包，走路的時候，小腿那兒也不會長出白霧來。但霧氣還是有的。它們從她的眼睛裏長出來。千迴百轉，就像一條纏纏綿綿的小白蛇。“嘿嘿嘿，怎麼又出水啦，自來水公司可要找你麻煩啦！”這樣一說，她常常就不好意思了。羞赧的破啼為笑。“喏，擦擦臉。”我把一包餐巾紙遞給她。“擦擦乾淨！”她很乖的接了過去。從裏面抽出一張，把眼角汪着的眼淚擦掉，接着又抽出一張，聲音很響的醒了醒鼻子。“好了。”她就像一個做錯事的孩子那樣，眼睛一閃一閃的看我。“真好了？”我故意不看她，很嚴肅的說。“真的好了。”這下她更不好意思了，把一包餐巾紙在手裏捏過來捏過去，揉得簡直就是不成個樣子。說實話，我還真願意她就把我當成廚房裏的糖罐、鹽罐什麼的。毛毛糙糙的，這樣我多少也能輕鬆些。所以我和她的對話經常就會出現這樣的情形：“你到底是誰呀？”她問。“我？我是黃世仁吶！你爹欠了我鈔票，所以這輩子你就倒霉啦！”“你到底是什麼時候回來的呀？”她再問。“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４年回到祖國的懷抱。”我用一切解構的方式和陳喜兒說話。只要她用手摸“松樹皮”或者“柳樹皮”，只要她的眼睛裏爬出小白蛇，只要她懷疑我是遠方飛來的天使，我就用盡一切辦法解構她。開始時她還懵懵懂懂的，後來她有些聽出來了。“你怎麼這樣沒心沒肺呀！”她嘟着嘴，很不滿意的問我。“我剛生下來的時候，接生的護士就在問這個問題了。”我對她眨眨眼，嬉皮笑臉的說。其實，只有我心裏清楚，有那麼幾次，陳喜兒在我那兒睡的時候，我會在旁邊盯着她看很久。我把床頭燈打開，調到一個柔和而明晰的亮度。燈光在陳喜兒蜷起的身體上打下了一個模糊的光圈。她睡得挺沉的，身上還裹着我的睡衣。那是一件寬鬆式的男式睡衣，藍色底，白色豎條的大粗格子。陳喜兒穿着它從浴室里走出來時，活像一隻小袋鼠給扔進大麻袋裏的感覺。她站在那兒，對着我踢踢腿，又伸伸胳膊。但我就是既看不到她的腿，也看不到她的胳膊。那件睡衣的領口很大，所以她睡覺的時候，后脖子那兒的皮膚就全露在了外面。我注意到，她脖子根那兒的幾縷碎發，稀稀薄薄的，就像小嬰兒的絨毛。在亮光下面，它們還閃着一點淡淡的金光。我伸出手，輕輕的摸了摸，特別軟。不由得讓人聯想起月光下面的那些小動物。它們的眼睛濕漉漉的。善良，惶恐，東張西望着，還發出幽藍幽藍的光。而身上的皮毛卻是柔順如絲。我特別喜歡看陳喜兒睡覺的樣子，有一次，我剛點着一支煙，正扭頭看她的時候，不知怎麼的，她突然醒了。“怎麼啦？”她迷迷糊糊的問。我伸出手，“啪”的一下，假裝做了個拍蚊子的動作：“有隻蚊子，它老是在你鼻子那兒飛。”她半信半疑的看了我一眼，接着又抬起點身子，四下張望了一下：“好像沒有嘛，哪裏來的蚊子？”“怎麼沒有，還是只雌蚊子呢，一包血。”我說。回想起來，我是在１９９７年的春天認識陳喜兒的。說來也巧，這個時間，距離我從日本回來，有三年的時間；而距離我後來認識那位姓戴的女士，則同樣也是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