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掉中產階級眼罩

如何認識中國的農民。關於如何認識中國鄉土文化精神、農民性格的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我的論文《文字對聲音、言語的遺忘和壓抑》（《文藝爭鳴》2002年第4期），我這裏實際想要強調的是：阿Q是一個在啟蒙偏見之下被塑造出來的人物，因而他作為一個農民身上的正面要素完全被低估了，更為重要的是，即使是這樣一個身上的正面要素被低估了的農民形象，其被當作反面典型加以認定的東西，依然有許多是值得我們再探討的。但是，直到如今，中國文學界對此並無真正的反思，因而它依然主宰着許多中國當代作家對中國農民的認識，有的時候這種主宰是有形的，有的時候這種主宰是無形的。當代作家對中國農民的認識受到了中國現代啟蒙主義文學範式的框限，這還僅僅是當代中國作家無法真正理解中國農民之原因的一個次要的方面。更次要的方面是，中國當代作家在生活上與當代鄉村的隔離。新時期以來的中國當代文學，對農民、對鄉土的確是非常隔膜的。當代作家無一例外地都成了城裏人，無一例外地成了“知識分子”，本來這並不構成作家和農民之間的隔膜，但，這是中國，因為戶口關係，這種身份的變化卻成了不可逾越的階層鴻溝。《泥鰍》在上海某大學召開研討會的時候，筆者親耳聽到了上海籍學者對農民工的蔑視之詞。我知道他們並不是天生就歧視別人的人，他們甚至都是道德高尚的好人，但是他們對農民工的恐懼和蔑視卻是那麼真實地擺在我的面前。他們的城裏人身份決定了他們的立場。我知道其他中國作家也不例外，甚至那些宣稱來自農民，同情農民的中國作家也不例外。他們因為自己的身份而大多失去了真正體解中國農民的可能。他們的生活已經城市化了，而在中國城市生活和鄉村生活是割裂的。在城裏生活着的中國作家，他們的生活資源日益單一，鄉土精神資源日益枯竭。“隨着跨國資本的進入，中國城市市民以及知識分子的生活方式、生活信念發生了質的變化，生活賴以存在的各種資料處處都打上了跨國資本的烙印；我們用的電視機、洗衣機、電冰箱是他們生產的，即使是在中國國內生產的大多數也用的是他們的技術、他們的標準；我們吃的肯德雞、麥當勞、必勝客是他們提供的（他們不僅提供了食物，而且還提供了我們吃飯的標準範式）；我們聽的迪斯科音樂，看的荷里活電影是他們製作的（他們不僅在這個過程中提供了視覺和聽覺的材料，還同時提供了他們的價值觀念）……他們為我們提供了物質精神生活的資料，同時也附帶提供了物質和精神生活的標準。”而且這種標準已經滲透到了我們的精神領域。這就是中國城市的現實。但是在農村呢？城市越是國際化、市場化，它和中國鄉村的聯繫就越是薄弱，它在精神上就越是和中國鄉村隔膜，因為二者不僅僅在外觀上，而且在精神上都完全是不同的，對於中國城市市民和知識分子來說，農村完全是另外一副景象，他們完全不了解，也沒有機會和動機去了解的景象。中國城市和鄉村的聯繫越來越微弱了，解放初期大多數城裏人在鄉下都有親戚、朋友，中國城鄉基本上保持着血緣上的聯繫，精神的溝通，但是解放後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城市和鄉村那種傳統的血緣的聯繫越來越弱了，弱到如今絕少城裏人在鄉下有親戚了，弱到如今絕少鄉下人有機會到城裏生活了，他們甚至到城裏訪客的機會都沒有，城鄉割裂使中國城鄉通婚的傳統，鄉土社會為城市社會提供精神和人員動力的傳統全部淹沒。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當代文學，特別是新時期之後的當下文學，出現了嚴重的城市化、小知識分子化傾向，鄉土題材在中國當代文學中所佔的比重越來越小。新生代小說的興起就是一個表徵，新生代小說家中絕少有觸及鄉土題材的，城市小知識分子生活正遮蔽着我們這個時代大多數人的生活真相，一個有着8億農民的國度，在文學的世界中，我們卻難以看到農民題材的作品，為什麼？是誰，用什麼東西遮掩了他們的存在？是誰將他們驅逐出了文學的領地？我曾經觀察《作家》、《青年文學》、《鐘山》、《花城》、《北京文學》等雜誌，常常這些雜誌上會連續數期都看不到一個農民題材的或者工人題材的小說。這些，中國生活的最大多數，這些中國生活最本質的方面，為什麼得不到表達？因為他們的生活對我們今天的寫作者缺乏吸引力，因為他們的生活無法滿足跨國資本對利潤以及對粉飾生活、炫耀中產階級趣味的需要，因為他們的生活得不到那些生活在城市裏的文學消費者的認同。我在另外文章中曾經寫道：“我們的作家正被一種可恥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生活趣味左右，他們已經墮落為城市中產階級趣味的最無聊的代理人，他們以中產階級的趣味為自己的趣味，為貧民大眾製造綉上了中產階級生活幻覺的眼罩，他們悄悄地轉移了貧民大眾對自身生活的真實感受，而代之以中產階級贗品，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自己走到了貧民生活的反面，成了真實生活的敵人。如今，我們年輕的作家們都生活在這樣的城市裏，他們在城市的集中程度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現在，我們已經很難發現一個真正的農民作家，甚至，我們難以找到一個生活在農村的作家了，即使是生活在20萬人口以下的小城鎮的作家也寥寥可數。即使是在城市中，年輕的一代作家也很少有當過工人的經歷。他們大多是一些大學畢業以後被他們小小的寫作才氣嬌慣壞了的人，他們的生活已經徹底地和工人、農民絕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