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看中國

郜元寶：當代知識分子在了解西方時，心態比“五四”那一代人更狹窄，宏圖剛才也說到靈魂的問題，文學的問題，這個問題的確可以追問下去，就是說，今天的中國人對西方的了解比起西方人包括韓國、日本對中國人的了解，哪個更深刻？我作為一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者，有時候會接觸到美國人不管在什麼樣的“東方學”的研究機構里製造出的大量的關於中國的學術產品，還有日本人在整個大東亞的政策下面不斷生產出很多關於中國的東西。你只要稍微一接觸，就會感到驚訝：他們怎麼這麼了解中國。日本人在侵華之前對東三省進而擴大到整個內地，從歷史、地理、人文的角度對具體的活着的中國人的認識已經豐富到連我們中國人自己都不知道的程度。美國更是如此，而且這種認識是多方面的。美國有費正清的系統，但也有別的系統，在不同的學術傳統、學術體制下面對中國的認識拼合在一起，對中國的認識相對來說就全面得多。日本也是這樣的，它不僅有在侵華這個總的構思下開展對中國的研究，我覺得至少日本的許多學者，他們研究中國是極其嚴肅，極其認真的，也極其刻苦的。現代文學界公認的魯迅研究，最好的是竹內好，不是任何一個中國人。從這件事來講，我們中國人對西方的了解從實用的角度來講不夠，從靈魂的、人文的角度來講更不夠。我們能夠說我們在開放、在認識西方嗎？我們在中國能不能找到一個為世界所公認的或者為我們中國自己所佩服的一個外國文學的研究專家，一個外國哲學的研究專家，或者外國的某一個人物的研究專家？他形成一個學派，形成一個從他身上看美國，看德國，看英國的窗口？我們沒有找到。葛紅兵：的確沒有。王宏圖：中國人在這方面以前有一點心理萎縮，總覺得我們是外國人，不如人家。其實不是這樣的。語言是一個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比如我們的中文當然要比竹內好的好，但他的魯迅研究卻不是現在的哪個中國人可以達到的。實際上我們對做學問的理解還停留在比較原始的階段。葛紅兵：我覺得主要是我們在這方面的視野還沒有打開，像我接觸一個學者叫羅賓遜，專門研究中國北京。他就在北京拜訪了一百多個人，其中甚至包括朱文、邱華棟這樣的客居北京的作家，認為他們可以代表對北京這個城市的認識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此外，他還拜訪了很多畫家，在他們的畫當中看北京。如果我們去研究北京的話，根本就不會在乎朱文這些人對北京的看法，因為我們認為他們的觀點是微不足道的，或者可以作為反面教材。所以說我們視野的狹窄導致了我們看外國問題的狹窄。王宏圖：我覺得這個學問出不來和這幾十年對知識界的摧殘很有關係。在過去，比如清朝的戴震研究楚辭，當時他很窮，我們的生活條件比他要好多了，但我們現在就搞不出了。傳統的知識分子固然有很多迂腐的東西，但他們有一股氣，而且那種完整的生活世界是有意義的。20世紀以後，意義世界破裂了，經過50年代的摧殘元氣大傷，到現在實際上還沒恢復過來，且不說超拔的精神品格，連一般的精神品格都沒有了。特別是90年代以後大學的管理方式，科研方式過分急功近利，讓人完全變成一種功利性的動物，很難想像在這種情形之下會有真正觸及靈魂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