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傳播關於西方的知識

郜元寶：從歷史上講，比如說在“五四”時期，主要是中國知識分子向中國人灌輸關於西方的知識，所以“五四”時的西方是一種西方，當時政府是不參與的，無論是段祺瑞政府也好，袁世凱政府也好，他們都忙於打仗，清政府就更不用說了。葛紅兵：但是清政府也曾經在全國選了數位大臣，組織過一次世界性的憲政考察。郜元寶：那時關於西方的知識的全面宣傳還是以知識分子為主體。即使是蔣介石政府，很多官員都西方化了，但就是這樣一個政府本身，也並不充當向國民輸入西方形象的職能。這是當代意識形態的一種角色規定。後來，也就是49年以後，中國人獲得關於西方的知識已經不再主要通過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和當時國人一樣接受另外一個更有權威的關於西方的敘述，他們也變成一個讀者，一個聽眾。葛紅兵：這個觀察非常有意思。郜元寶：這種格局在今天也有一種微妙的繼承，我們並沒有從根本上打破它。很多知識分子繼續向國人宣傳的東西，還是偏向於一種既定的宣傳方針。專業的外國問題專家和研究者，他們的聲音和研究成果可能會很多，他們對外國的研究和描寫會很豐富，可他們的這種研究成果和描寫遠遠抵不過我所說的前一種聲音，當然也抵不過剛才宏圖所說的那些淺薄的在外國的觀光遊記和電視劇製作。比如說有一個上海作家薛海翔寫的《早安美利堅》，（王宏圖：還有《情感簽證》），小說的原題據說是“鬥鬥美國人”，完全是一些笑話，說的是中國人怎樣在各方面戰勝美國人。我們還可以提的是中國的強勢媒體和學術機構對外國的關注，為什麼從原先的亞非拉，少數民族，第三世界轉移過來，牢牢的鎖定在第一世界，這當然是我們國內的政策調整導致的對國外的認識方向、着重點的變化。從這一點就可以鮮明地看出來我們如何認識西方，如何認識世界，如何認識美國，起決定作用的不是認識的對象而是認識的主體。當然認識對象也有一種推動作用，有一定的影響力，但最後起決定作用的還是認識的主體自己。所以我覺得我們談的是關於“他者”的知識，而最終追問的是我們在談論“他者”的時候，怎樣的建構自己，怎樣的認識自己。葛紅兵：我非常欣賞你這個觀點。我們談論“他者”不是為了別的，就是為了建構自己。我是在想，可能我們對世界的塑造，停止於我們所指定的利益，我們塑造的邊界是自己的利害關係，而越過這個利害關係的任何正麵塑造都不是為我們所必須的，如果在這個利害關係之內任何方式塑造的都是我們所必需的，比如說我們對美國的塑造，對日本的塑造，對其它第三國的塑造。而這條紅線是怎麼劃定的呢？郜元寶：政治意識形態方面關於國外的報道當然主要是從政治的角度，國際關係的角度，世界政治格局的角度去報道，這是可以理解的，估計每個國家都是這樣。姑且把這個問題放在一邊，單從知識分子的角度去看也是很有意思的。我剛才提到80年代以後，中國的知識界一方面在繼續發現西方，就是繼續循着所謂“睜眼看世界”的道路，大量地翻譯，出去求學，研究西方，這是一個中國的西方學的浪潮。（葛紅兵：當時出了好幾套很著名的叢書）當然這種繼續發現的熱情、力度、方式與“五四”時不大一樣。同時知識界對西方的發現又採取了另外一種方向，它回過頭來看，在近一個世紀的交往中中國已經打上了西方的印記，這個印記是中國與西方交往，被西方殖民，向西方學習的結果。所以一方面在繼續看西方，一方面又回過頭看我們歷史上的西方在中國身上打上的印記。這種“往後看”有很多種因素，一種是像你們兩人剛才談到的一種懷舊情緒。另外一種是出於很實用的目的，想看一看西方在中國的效果，就是中國人引進西方與西方交往以後實際的效果。這種研究是“往後看”的，試圖尋找歷史的經驗，而繼續發現西方是“往前看”的，是一種未來的向度，不確定的向度。我們不知道繼續看西方會有什麼結果，但我們可以很實際的看到我們以前看到的西方在中國的實際效果。這兩個西方現在在中國是兩種思維交錯在一起，恰恰是“往後看”這種對西方的認識不斷地批評那種繼續對西方的發現。因為這是我們的一筆遺產。今天中國知識界對西方的認識不是那麼簡單的，因為我們已經有近百年和西方打交道的歷史。西方人不僅在我們眼前，也在我們腦後。葛紅兵：80年代以後，一大批人極端地強調80年代人文知識分子實際上是沿着“五四”的道路在前進，他們在繼承“五四”知識分子看西方的模式方面的確做的比較好，比如80年代初掀起一股研究魯迅的熱潮，當時主要是把魯迅看成批判國民性的，跟中國人本身的固有的欠缺作鬥爭的反封建鬥士，這個魯迅實際上寄託了中國80年代新啟蒙知識分子的西方夢。文革期間我們也在看魯迅，這個時期我們看到的魯迅是作為革命家的魯迅，親蘇聯的魯迅。文革以後我們看到的魯迅實際上是西方化的魯迅，啟蒙化的魯迅。比如魯迅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對阿Q精神的批判，這實際上包含了一個西方視野在裏面。比如關於阿Q精神是愚昧的，落後的，可恥的，迷信的，這一系列的見解實際上有一個西方啟蒙視野在裏面。中國知識分子再次找到了魯迅，實際上是再次找到了西方的啟蒙的視角。通過魯迅，中國知識分子又找到了啟蒙化的西方，被“五四”思想家神聖化了的西方。我現在傾向於這樣認為，當我們國家傾向於進步、開放的時候，我們的政府和知識分子都傾向於比較高的看待西方。而我們國家越封閉的時候，就越傾向於用自己的眼光看待自己，在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標準，自己的視野中看待自己。剛才郜元寶談到一個就是我們在前人的基礎上，在繼承“五四”人的看西方，接受西方，塑造西方的經驗的時候，有可能走的稍微過激，比如80年代末的一系列事件，就導致了90年代對“五四”知識分子看西方，塑造西方的傳統模式的背反。比如有一撥出生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生的中國早期的新生代青年，他們寫了當時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響的書叫《中國可以說不》，這是一個對“五四”知識分子看西方方式的巨大反駁。當然主流知識分子學界是對這種“說不”的聲音是嗤之以鼻的，覺得它不能代表任何聲音，只不過是某種意識形態看法的極端化，民間看法的極端化，或者是故意的反知識分子。但是我覺得它有自己的情緒譜系以及知識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