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國門的人：雙重的想像

郜元寶：宏圖這個信息還是很重要的，我們今天講的主題是“中國人的外國知識”，這裏的中國人不是指生活在國外的中國人，而是指在特殊年代特殊環境下在國內的中國人。剛才我們講的更多的是改革開放最初幾年中國人對西方知識的狂熱補充，以前西方的知識太貧乏了，一下子打開就覺得很新奇，整個就像青春期的好奇與衝動。現在的年輕人當中已經不再有這樣普遍的狂熱了，但我在國外看到不少老一代的“洋插隊”，在他們身上還凍結着這種東西，就像魯迅《野草》中所描寫的那團“火的冰”一樣，經常冒出來，甚至燒起來。儘管他們在西方已經生活了很多年，但他們最初的那種衝動還作為美好的印象被妥善保存着。他們人在西方，但他們對西方的整體性想像，主要還是當年在國內爭取出國時培養起來的關於西方的夢想，他們到西方之後實際經歷的一切，對他們關於西方社會的整體性想像，倒反而不太起什麼作用。葛紅兵：我記得你從前講過有一次從澳洲回國，身邊坐着一個……郜元寶：想起這個就很心酸。我那次從悉尼上飛機，身邊坐了一個好像是來自杭州的小夥子，比我們大幾歲。他出國十幾年就不曾回來過，一開始在那邊的餐館打工，開始很不順，經常和老闆吵架，後來做熟練了才找到正式工作（還是在餐館），工資也稍微高了一點，房子、汽車也都有了，也成了家。女的是上海人，岳父岳母經常來澳洲，來來回回地跑，不斷地把變化中的上海和相對停止的澳洲社會作比較，顯得見多識廣。倒是這位老兄已經很久沒有回來，只見他在飛機上一個勁地吹牛，就是如何發家之類，結果飛機上的人都不太搭理他，只有一個和他情況大致相同的中年男人跟他唱對手戲。後來飛機到了浦東機場，他一下子愣住了，好半天沒反應過來，最後竟然自言自語反反覆復地說：“這有什麼好，這有什麼好，華而不實，華而不實”——悉尼的機場太小太老了，浦東機場太大太新了，兩者鮮明的對比，根本不符合他腦子裏給中國和西方已經安排好了的想像。他受到了刺激，所以不免有些惱羞成怒。中國的現實把他當初對外國的想像無情地加以修正了。80年代初對外國的想像在現在的年輕人那裏已經愈來愈少了，已經被另外一種對外國的想像填補了，但它仍然在那個時代出國的中國人身上凍結着，當他們一回來，這種想像就被融化，被否定了。對於這一點，他們實際上是有些不能接受的。王宏圖：越早出去的人回來的越少，他們覺得中國永遠貧窮落後，沒有什麼必要回來。他們對中國的印象永遠定格在出國的時候，80年代出去的人有的身上只帶幾十美元，到90年代身上帶的錢就多了，有幾千美元，現在都帶幾萬美元。從留學生的生活開銷也可以看出來，最初出去的人一般都是住很小的房子，住地下室，買二手的自行車，到90年代中後期，富有階層出現，他們把子女送出去讀書。他們一出去就到很貴的店買東西，可能連美國中產階級都不捨得買，而且他們都是一次付清，比如買房子幾十萬美元都是一次付清的。這實際上很有趣。其實原來的老留學生和新的留學生也會產生微妙的對立關係，那些老留學生會感嘆這些年輕人怎麼出手這麼大，一點都不知道在國外創業的艱難，亂用父母的錢。郜元寶：這裏我們觸及到一個問題，就是中國人對外國的知識和想像一直在改變。葛紅兵：對，就拿我自己來說，我進入大學之後對外國的經驗就面臨著非常強烈的改變。比如說我進揚州師院的第一天，和外教接觸，我就發現他們比我想像的要漂亮。比如說我的外籍老師眼睛是淡藍的，深不可測的，鼻子很直，臉很白。我潛意識中就產生了白種人比我們中國人要漂亮的感覺。王宏圖：我記得80年代吳亮曾寫過一篇文章，他說在健美方面東方人別去和西方人比，去較勁，在生理條件上我們不如人家，比如體格的健美，肌肉的發達，膚色的白凈。吳亮的這篇文章發在晚報上，我印象很深。當時有很多人也這麼想，但是不太好意思說出來，因為怕被叫做賣國主義，民族自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