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六章
一半由於袁世凱覺得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為妙,一半因為趙秉鈞、楊以德等人,發現革命黨不怕死,逼急反會遭受報復,所以謀炸五大臣一案,將張榕下獄,便不了了之了。
考察政治之事,自然照常進行,只是紹英嚇破了膽,託病告假,再也不肯出洋,徐世昌亦復如此。不過,他的手段高妙,利用議設巡警部的機會,活動奕劻保他為尚書,等上諭一下,奕劻復又面奏:“巡警設部,官制、章程均待釐訂。”此外,科舉已准袁世凱、張之洞等人奏請,自丙午科起,永遠廢止,以前舉貢生員,須分別籌謀出路。再則,日俄和議已成,中日已需會議,訂立接收東三省條約,軍機處事務正繁,徐世昌不宜遠離。就此豁免了他這個出洋考察的差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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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次茅斯條約成立,日本國內大嘩,在東京竟致發生暴動,小村壽太郎成為眾矢之的。在嚴密保護下,回國不久,即又奉派來華,談判東三省交接事宜。
日本全權代表一共兩人,除小村外,另一名由駐華公使內田康哉充任。中國的全權代表是慶親王奕劻、軍機大臣瞿鴻璣、北洋大臣袁世凱,另派唐紹儀為參議,可在會中發言。
第一次會議,彼此校閱了全權證書,由小村與袁世凱作了一番開場白,奕劻隨即站起來說:“本人年紀大了,事情又多,不能常川出席,一切由瞿、袁兩位全權處理。”說完哈一哈腰,退出會場。
於是正式開議。小村首先發言:“這次日俄不幸開戰,且在中國領土之內,日本政府深表歉疚。日俄和約已成,俄國讓給日本的旅大租借權,以及東清鐵路由長春到奉天一段,又在中國領土之內,所以特地來請求中國政府承認。應該訂立的條約,只此一項,至於日本自俄國獲得的戰利品不必列入條約。議定事項由雙方全權在會議錄上簽字,與條約有同等效力,或換文亦可。請選定一種方式。”
照預先的約定,中國方面應該由袁世凱作答覆。奕劻曾經面奏:“歷來對外交涉,都由北洋大臣出面,而且關於東三省的軍事、政事及地方情形,以及對日本的政情,袁世凱都很熟悉,所以這一次會議,不妨由袁世凱去應付。倘或發言有失,瞿鴻璣以‘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會辦大臣’的身分,猶可及時糾正。”這個說法頗切實際,而又不貶損瞿鴻璣的地位,所以慈禧太后表示同意。奕劻一到會即託病,原因亦即在此。但此時袁世凱還在考慮如何作答時,瞿鴻璣卻違反了這個不成文的規定,作了明確的答覆。
這亦因為各人的處境不同,才有想法的相異。袁世凱從瞿鴻璣還在當翰林,做考官時,便已跟日本人打過不可開交的交道,深知小村壽太郎這一次在朴次茅斯搞得灰頭土臉,失之東隅,定要收之桑榆。在這次會議中,自要想種種辦法,佔盡便宜,回國才有交代,所以他步步為營,必得先體味出話中真意,才談得到如何應付。
瞿鴻璣則是熟于軍機辦事的規制,知道用“換文”一法,必須奏請上裁,已成之議,或許就能推翻。即使本意無改,辭句之間無謂的推敲,必不可免,麻煩甚多,避免為宜。
這樣想着,不由得便點點頭答說:“簽字於會議錄,彼此省事,就照這個辦法好了。”
這一下,袁世凱自然有話也不能說了。但不管他的意見對不對,約定違反了,所以當晚便向奕劻以發牢騷為“抗議”。
“瞿玖公這樣子勇於任事,我就變成多餘的了。而且,他說話也欠考慮,萬一將來有喪權辱國的承諾,我既不能贊成,又不能反對,與其到頭來陪他一起受處分,不如急流勇退,明哲保身,請王爺面奏上頭,准我回任!”
“這一層你別煩!我自有處置的法子。”奕劻想了一下說:
“我有兩個稿子,你倒看一看,有什麼意見?”
他取出來兩個上諭稿子,第一個與立憲有關,寫的是:“……前經特簡載澤等出洋考察各國政治,着即派政務處王大臣設立考察政治館,延攬通才,悉心研究,擇各國政法之與中國體制相宜者,斟酌損益,纂訂成書,隨時進呈,候旨裁定。所有開館一切事宜,着該王大臣妥議具奏。”
第二個亦與立憲有關,等於說明了立憲的目的,在安撫百姓。上諭中說:“我朝自開國以來,政尚寬大,朝野上下,相與久安,近復舉行新政,力圖富強,乃竟有不逞之徒,造為革命排滿之說,煽惑遠近,淆亂是非。察其心跡,實為假借黨派陰行其叛逆之謀,若不剴切宣示,嚴行查禁,恐侜張日久,愚民無知,被其蒙惑,必至人心不靖,異說紛歧,不特於地方有害治安,且於新政大有阻礙。着各將軍督撫,督飭地方該管文武官吏,明白曉諭,認真嚴禁。自此次宣諭之後,倘再有怙惡不悛,造言惑眾者,即重懸賞格,隨時嚴密訪拿,詳細訊究,除無知被誘,不預逆謀,准其量予末減,及改過自首,並能指拿魁黨者,不惟免罪,並予酌賞外,其首從各犯,應按謀逆定例,盡法懲治。如有拿獲首要出力之員弁,准擇尤優獎,惟不得株連無辜,致滋擾累。倘該文武瞻徇顧忌,緝訪不力,由該將軍督撫據實嚴參,以期杜絕亂萌而維大局。”
等袁世凱看完,視線離開紙面,奕劻方始開口道明緣由:“現在南邊鬧得很厲害,說要還政於民,派人去考察,可又無緣無故來個炸彈。上頭詫異得很,不知道百姓到底要什麼?有人上個奏摺,說百姓是好的,無非望治而已,都是革命黨在胡鬧。所以瞿子玖出這麼一個主意,一面安撫百姓,一面申明約束。上諭擬了上去,上頭說要拿給你看看,因為立憲是你領銜奏請的。”
聽得這話,袁世凱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慈禧太后對他的看重,懼的是“領銜奏請立憲”這句話,隱隱然視之為“新黨”魁首了!
別樣風頭好出,這個風頭出不得!好在奕劻面前說話不須顧忌,當即加以辯白:“王爺,對立憲最熱心的是張香濤,只為直隸總督忝居疆臣領袖,所以在名義上領銜,這件事除了老而天真的張香濤以外,也沒有那個熱心。開館纂書,亦無不可,不過我有個拙見,此館的提調,切需慎選,莫讓康梁之徒混進來,散播邪說。”
“嗯,嗯!”奕劻深深點頭,“我明白,我明白。你的心跡,上頭一定嘉許。”
“只要上頭能知道臣下的心跡,累死亦無話說。不過……,”袁世凱遲疑了一會,終於說了出來:“除王爺以外,頗有幾位親貴對我不諒。這一點,提起來叫人泄氣。”
奕劻閉着嘴不作聲,吸了半天的水煙,才慢條斯理地說:“不儘是親貴,也不儘是旗人,雙目盯緊了你看的,大有人在!”
袁世凱把每一個字都聽進去了。“不儘是親貴”,意指還有鐵良等壽,“不儘是旗人”更為明顯,漢人中相嫉的也很多。
“雙目”自然是指瞿鴻璣。袁世凱心想,有此人當政,終是自己的一大隱患,如果要假手奕劻以攻瞿,先得切齒於瞿。這有一個人可以利用。
於是他說:“王爺的話,真是入木三分。不過光是外頭有人跟我為難,我不怕,說句狂話,同為督撫,做了些什麼事,是有目共睹的,就怕裏頭有人在發號施令,勾結起來蒙蔽上頭,那就危乎殆哉了!”
“啊!”奕劻睜大了眼問:“你是說那條瘋狗的亂咬,是有人指使的?”
奕劻口中的“瘋狗”是指岑春煊,所謂“有人”彼此也都能默喻。袁世凱看話已生效,反不肯明白承認,只說:“王爺多留點兒心就是了!”
奕劻緊閉着嘴想了好一會,突然一拍茶几,“不錯,怪不得!就說周榮曜那件事好了,頭一天見上諭,當天瘋狗就上折參了,也不能這樣子快法,明明是先通了消息,早就擬好了奏稿在那裏的!”
原來周榮曜是奕劻一手扶持,以候補三品京堂,任為駐比國公使。丹詔晨頒,白簡夕至,說周榮曜原為粵海關管庫的書辦,侵蝕公帑,積資數百萬,在廣東與官紳往還,儼然大人先生。當譚鍾麟督粵時,與不肖官吏勾結,益自驕縱,因而納賄京朝,廣通神氣。接着列舉周榮曜蠹國病盲之罪,奏請革職查抄。
電奏一到,瞿鴻璣力主嚴辦,周榮曜求榮反辱,做了未出國門的幾天公使,反落得個傾家蕩產的結局。瞿鴻璣最陰損的一着是,周榮曜簡派為公使,由外務部奏保,他以外務部尚書的身分,坦承失察,自請處分。其實,這是奕劻以外務部總理大臣的資格,所作的決定,瞿鴻璣這麼說,等於指槐罵桑。雖然“上頭”並無處分,但奕劻這下子搞得灰頭土臉,也就很夠受了。
“這條瘋狗,原來是有人放它出來亂咬的。”奕劻氣得直吹鬍子:“走着瞧吧!”
“王爺別動氣!若鬧意氣,有損無益。”袁世凱突然問道:
“廣西剿匪的車費,聽說已經銷了?”
“是啊!報銷三百多萬。”
“按說,三年工夫,花三百多萬也不多。不過報銷總是報銷,要報了才能銷。”
這話中就有深意了。按常情來說,軍費報銷是例案,只要戶、兵兩部打點好,照例規送上一筆為數可觀的“部費”,軍費報銷就無有不準的,但話雖如此,畢竟審核准駁之權在朝廷。奕劻懂得袁世凱的意思,是不妨拿廣西剿匪的軍費報銷來跟岑春煊為難。
“可是,”奕劻問說:“他有粵援在,能不準嗎?就駁了他的,也不能請旨派大員查辦啊?”
“一定有辦法的!王爺不妨找人問問。”
不必找人去問,奕劻自己就想通了。這有兩個步驟,第一步是拖。軍費報銷的冊子很多,隨便找些疑義,咨請查復,一來一往就是幾月的工夫,這樣三、五次下來,兩三年工夫輕而易舉地拖了過去。
第二步是找機會將岑春煊調開,然後翻那樁軍費報銷的案子,派人到廣東徹查,結結實實找些侵吞兵餉的證據出來。那時候瞿鴻璣固無能為力,慈禧太后亦不便公然庇護,縱不能將岑春煊下獄治罪,至少要打得他翻不起身來。
這個辦法是在轎子裏想出來的。下了轎不到軍機處,先到外務部的朝房找那桐,不是為了跟他商議,是有這麼一件很得意的事,心痒痒地非告訴那桐不能寧貼。
聽奕劻講完,那桐一蹺大拇指說:“王爺這一着真高。到那時候,給他來個降三級調用,那就送了他的忤逆了!”
“對!”原來大員獲譴,不怕革職,只怕降級。因為革職的處分,只要找到機會,譬如有人奏保,或者慶典覃恩,一下子就可開復,降了級就要按部就班往上爬,得好幾年才能官復原職。所以奕劻很起勁說:“對!降三級調用,拿個從一品的現任總督弄成正三品的候補道,那才好玩吶!”
“這不算好玩兒!”那桐笑道:“拿這個候補道發交土膏總局總辦柯逢時差遣。王爺,你道如何?”
奕劻縱聲大笑,笑得涕泗橫流,沾滿了花白鬍子,笑停了說:“琴軒,你可真是損透了。”
“慢點!”那桐放低了聲音說:“王爺,你剛才的話,是說著玩兒的吧?”
“怎麼?”奕劻笑容盡斂,“你從那一點上,看出我是在說笑話?”
“如果王爺不是說笑話,可得趕快進行。軍費報銷,到底還是以戶部為主,張冶秋最聽瞿子玖的話,一下奏准核銷,還玩什麼!”
“嗯,嗯!不錯!”奕劻矍然,“琴軒,你出個主意,該怎麼把它拖下去?”
那桐沉吟了好一會答說:“只有在鐵寶臣那裏下手。我有一整套辦法,回頭到王爺那裏細談。”
※※※
下了朝,奕劻關照門上,訪客一律擋駕:“除非是那大人、袁大人。”
那桐很早就到了。圍爐傾談,從從容容說了一套辦法,主要一點是,讓鐵良真除戶部尚書。
鐵良——鐵寶臣的底缺是戶部右侍郎,但卻署理着兩個尚書:兵部與戶部。這是親貴揄揚,所以慈禧太后加以重用。那桐認為不如送個人情,保他真除。然後叮囑他切實整頓軍需,嚴杜浮濫。話既冠冕堂皇,加以鐵良喜與漢人作對,這一下自然就不會輕輕放過岑春煊的軍費報銷了。
奕劻欣然同意。問起鐵良的底缺,該給什麼人?那桐乘機為柯逢時說話。奕劻笑了,“琴軒,你糊塗了!”他說:“那是個滿缺,柯遜庵怎麼能當?”
“不到任辦事,掛個銜頭,漢缺、滿缺似乎不生關係。”
一則是那桐說項,再則柯逢時的孝敬甚豐,奕劻終於點點頭,“好吧!”他接著說:“回頭慰庭要來,你就在這裏便飯,替我陪陪客。”
那桐遲疑未答。他繼了內務府的遺風,精於肴饌,喜好聲色,這天約了兩個“相公”在家裏吃飯,一味魚翅花了廚子三天工夫,一想到便覺口中生津,但奕劻相邀,又是陪袁世凱,似乎亦不便辭謝。
奕劻看出他的為難,也知道他的家庖精美,便即笑道:
“怎麼著,有什麼美食,何妨公諸同好?”
那桐很見機,急忙賠笑說道:“正在想,有樣魚翅,不知道煨爛了沒有?”說著,招招手將王府中伺候上房的大丫頭喚來,“煩你傳話給跟來的人,回去叫廚子把魚翅送來,還有客……。”
那桐沉吟着不知如何措詞,奕劻卻又開口了,“還有客?”
他問:“是誰啊?若是要緊的,我放你回去。”
“不相干。”那桐只好實說了:“是二田。”
“二田?”奕劻想了一下問:“一田必是架子比老譚的田桂鳳,還有一田呢?”
“田際雲。”
“原來是‘想九霄’!”奕劻笑道:“也是個脾氣壞的。算了,算了,不必找他們吧!”
那桐亦不願多事,告訴傳話的丫頭說:“你告訴我的人,有兩個唱戲的來,每人打發二十兩銀子,讓他們回去。”
於是一面等袁世凱、等魚翅,一面閑談,奕劻忽然問道:
“文道希的近況如何?”
“文道希?”那桐答說:“去年就下世了。”
“下世了?”奕劻不由得嘆息:“唉!可惜!”
“王爺怎麼忽然想起他來了呢?”
“我是由‘想九霄’想起來的。”
“原來如此!”那桐笑了。
原來“想九霄”的脾氣很壞,得罪過好多士大夫,有一次惹惱了文廷式,信口罵了句“忘八旦”,與“想九霄”恰成絕對。於是有人便說:“才人吐屬,畢竟不同,連罵人都有講究。”而“想九霄”的名氣,經此一罵,卻愈響亮。
於是由文廷式談到翁同龢,由翁同龢談到戊戌政變,奕劻不勝感嘆的說:“琴軒,宦海風濤,實在是險。載漪、剛毅那班混小子在的時候,我都差點老命不保!唉,談什麼百日維新,談什麼國富民強。你我還有今天圍爐把杯的安閑日子過,真該心滿意足了。”
“王爺的話是不錯,無奈有人不讓你過安閑日子!”
“你是說岑三?”奕劻又憤然作色:“騎驢看唱本,走着瞧吧。”
談到這裏,只聽門外高聲在喊:“袁大人到!”
於是那桐起身,迎到門口,帘子掀處,袁世凱是穿着官服來的,正待行禮,奕劻站起身來,大聲吩咐:“伺候袁大人換衣服。”
袁世凱的聽差原就帶了衣包來的。更衣已畢,重新替奕劻請了安,同時說道:“多謝王爺!”
“咦!謝什麼?”
“多承王爺周旋。”袁世凱答說:“今天一到會,瞿子玖就說‘慶邸託病不到,以後會議都請你主持,這是上頭交代,請你不必客氣。’上頭交代,當然是王爺進言之故。”
“不錯!我面奏太后了。”奕劻答說:“太后道是,原該如此!”
‘慰庭,”那桐提醒他說:“瞿子玖可不是‘肚子裏好撐船’的人噢!”
這又何待那桐提示,袁世凱早就知之有素,點點頭答說:“是的。所以我在會議桌上,每次發言,都問一問他,如果有不周到之處,請他改正。”
“那還罷了!”那桐忍不住又說:“慰庭,你可得知道,親貴中不忌你的,只有王爺。”他指一指奕劻,又指自己,“族人中不忌你的,怕也只有我了。”
“這話也不盡然!”奕劻接口:“端老四總不致於忌慰庭吧?”
“端老四應該歸入漢人之列。”那桐跟袁世凱說話,一轉臉不由得詫異,“慰庭,你怎麼啦?”
袁世凱這才知道,自己的臉色必是大變了。那桐是一句無心之言,根本沒有覺察到這句話的分量,在袁世凱卻大受衝擊,果如所言,未免過於孤立,而在親貴中如為眾矢之的,更是一大隱憂!不出事則已,一出事可能性命都不保。轉到這個念頭,自然不知不覺的變色了。
當然,這是件必須掩飾的事,“得人之助不必多,只要力量夠。”他故意裝得很輕鬆地說:“我有王爺提攜,琴軒照應,還怕什麼?”
“裏頭不怕,就怕裡外勾結。”奕劻耿耿於懷的是岑春煊,此時很起勁地說:“慰庭,你昨天說的那句話,我想通了,而且也可以說是辦妥,這都是琴軒的功勞!”
“喔,”袁世凱很關心地問:“是何辦法?”
“一面吃,一面聊吧!”
那桐摩腹而起,做主人的便吩咐開飯。袁世凱一面大嚼魚翅,一面聽那桐細談如何利用鐵良以制岑春煊,只覺得那家廚子做得魚翅更美了。
也就是剛剛談完,袁世凱還未及表示意見時,聽差悄悄掩到主人身邊,低聲說了兩句,奕劻隨即笑道:“巧了!說到曹操,曹操就到。”
“鐵寶臣來了?”那桐問。
“是的。”奕劻略有些躊躇,“擋駕似乎……。”
“王爺,”那桐搶着說:“何不邀來同坐?”
奕劻想了一下說:“好!”
於是聽差便去延客,另有一名聽差來添杯箸。鐵良一進屋,先向奕劻請安,然後與起身相迎的那桐與袁世凱分別招呼。
“請坐下吧!”奕劻說道:“琴軒家的魚翅,名貴之至,你什麼話別說,先多吃一點兒。”
說著親自舀了一小碗魚翅,放在客人面前。
鐵良也就不說什麼,兩大匙下咽,趕緊把酒杯送到唇邊,不然,魚翅的膠質會將上下唇粘住。
“真好!上次到南邊去,學了一句俗語,‘吃到着,謝雙腳!’今天正用得上。”
“你真行!”奕劻笑道:“連南邊的俗語都學會了!”
“足見寶臣肯隨處留意。”袁世凱說:“那個奏報抽查營隊的奏摺,纖細不遺,觀察入微,整整花了我幾天工夫才能細細看完。說常備軍以湖北最優,河南、江蘇、江西次之,大公無私,已成定評。”
於是話題轉到不久之前的“河間秋操”,鐵良對新建的北洋四鎮陸軍,亦有一番很中肯的批評。奕劻聽完了,又扯到岑春煊身上。
“岑三每次奏報剿匪,鋪張揚厲,彷彿天下只有他帶的才是精兵。寶臣,你看怎麼樣?”
“未曾眼見,不敢說。”
“總聽別人談過吧?”
“是的。”鐵良想了一下說:“聽人傳言,他帶兵有一樣可取的長處,頗重紀律。”
聽得這話,袁世凱不服氣了,脫口詰問:“莫非北洋陸軍,就不講紀律?”
“我是指綠營而言,不能與新建陸軍相比。”鐵良大搖其頭,“綠營太腐敗了,不知道出多少笑話。”
“可也有兩廣綠營的笑話?”奕劻問說。
“有!”鐵良答說:“我也是聽來的,不知真假。”
“管它是真是假?”奕劻慫恿着:“只要好笑,能助酒興就好!”說著,還親自為鐵良斟了杯酒,一個勁催他快說。
“岑雲階到了廣西,是駐紮在梧州,柯遜庵仍舊住省城……。”
廣西的省城是桂林。督撫雖不同城,但廣西的政事,本可由柯逢時作主的,變成需事事取得總督的同意,而所謂“督撫會奏”,事實上皆由岑春煊主稿,柯逢時不過列銜而已,因而督撫勢成水火,互不信任。柯逢時最擔心的是,土匪攻打省城,岑春煊會坐視不救,甚至三面圍剿,獨留向桂林的一面,作為土匪的出路,等於驅匪相攻,豈不危乎殆哉?
因此,柯逢時在巡撫衙門的大堂上,架起一尊大炮,遠近相傳,當作笑談。其後,又從江西調來一名道員,是他署理江西巡撫時,所識拔的幹才。
此人籍隸皖南,名叫汪瑞闓,雖是文官,頗能帶兵。柯逢時調他到廣西后,讓他統領五個營,專負護衛巡撫衙門之責。岑春煊看他這五個營,器械充足,人亦精壯,很能打一兩場硬戰,心裏在想,汪瑞闓以知兵自詡,千里遠來,或者急於有所表見,不妨利用。
打定了主意,便處處加以詞色,希望他能自告奮勇。但汪瑞闓論兵之時,儘管侃侃而談頭頭是道,只是到了緊要關頭,不肯說一句慨然請行的話。岑春煊自不免失望,但仍不肯死心。
慢慢地,他看出來了,汪瑞闓不是不想立功,更不是不會打仗,只是膽量不足。如果能逼出他的勇氣來,一上了陣,也就義無反顧,拚命向前了。
於是,擇日發帖,大宴將士,席間特意向汪瑞闓不斷勸酒。汪瑞闓的酒量很好,但酬勸頻頻,逾於常度,就不免使人懷疑了。汪瑞闓很機警,酒到杯乾,而腦子卻很清醒,看看是岑春煊快要激將的時候了,開始鬧酒,有意自己把自己灌醉,席間當場出彩,吐得一塌糊塗。
到了第二天,柯逢時把他找了去,很不高興地說:“你怎麼醉得人事不知,出那麼大一個丑?連我的面子都給你丟完了!”
“回大人的話,”汪瑞闓俯身向前,低聲答說:“職道是迫不得已。為了保護大人,只好自己委屈。”
“此話怎講?”
“制台跟大人過不去,千方百計,想把職道調出去打土匪,職道帶兵一出省城,萬一有警,制台一定留住我不放。倘或我回師來救,說我擅自行動,不服調度,那是個要腦袋的罪名。大人請想,能救得了職道不?”
“啊!啊!原來他是這麼一個打算!”
“不是這麼打算,以他的崖岸自高,為什麼要那麼敷衍我?”汪瑞闓緊接著說:“說起來這一支精兵不出仗,也是不對的,所以職道應付甚苦,務必不讓他有開口的機會。等他一開了口,我不能說,我的兵是專為保護巡撫的,只好答應。
那一來,大人又怎能留得住我?”
“不錯,不錯!倒是我埋沒了你這番苦心,錯怪你了!”柯逢時想了一下又說:“不過岑三的居心太可惡,我倒要跟他碰一碰!”
柯逢時“碰”岑春煊,不止一回,奕劻是很清楚的。聽鐵良談到這裏,拊掌稱快,“原來柯遜庵那次參他,是這麼一個內幕!”他說:“論起來,倒是岑三吃了啞巴虧。”
“怎麼?”那桐問道:“柯遜庵的摺子上怎麼說?”
“說他‘軍中酗酒,強沃屬員,以到醉不能興!’”
“那也是汪瑞闓的主意。”鐵良接口說道:“若非如此先發制人,岑雲階很可能參汪瑞闓一本,那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不過,”鐵良提出疑問:“柯遜庵此舉對他自己來說,得失已頗難言!”
原來當時是照通例,以下劾上,皆令被劾者“明白回奏”。岑春煊當時在回奏時,自是盡情反擊,柯逢時因而落職,所以鐵良有那樣的質疑,只是他不知道奕劻與袁世凱,對柯逢時已因此而另眼相看。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其間的得失,在座的人自然都不願意跟他談。這個有關岑春煊的話題,到此便算結束了。
※※※
會議開始有爭執了,所爭的是幾條鐵路。
依照中俄密約,雙方設立華俄道勝銀行,建築一條鐵路,自俄國的赤塔向東南伸展經哈爾濱至海參崴,實現了俄國前皇亞歷山大三世要求以最短的路程,連接濱海省與俄國中部交通的願望。
這條鐵路全長二千八百里,俄國稱之為“中東鐵路”,中國則或名“東省鐵路”,或名“東清鐵路”。到了光緒二十三年,德國與俄國勾結,利用中俄密約,佈置了一個類似地痞欺侮鄉愚的騙局。先由德國以曹州教案為借口,強佔膠州灣,而俄國公使則向李鴻章暗示,基於條約互助之義,願為代索膠州灣。李鴻章此時雖到過“通都大邑”,而且也會打幾句“痞子腔”,但畢竟還是“鄉愚”,不知這年初秋,德皇威廉二世與俄皇尼古拉二世相晤,已有成議。明明是一個弔死鬼的圈套,而漆黑懵懂的李鴻章,看出去是一面圓圓的氣窗,窗外一片清光,忍不住探頭出去透氣,就此上了圈套。
當時是翁同龢當政。書生昧於世事,而理路是清楚的,加以有張蔭桓相助,看出李鴻章要上大當,所以一面奏皇帝飭慶王奕劻告李鴻章求助於俄,同時急電駐俄公使,用極委婉的措詞向俄國政府說:“中國不願俄國因而與德國失歡,請俄國暫時不必派海軍來華”;一面由張蔭桓及蔭昌向德國交涉,亦即是情商,不佔膠州,另作補報。
中德會議不下十次之多,德國始終不肯讓步,而俄國則以急人之急的俠義姿態,出兵到了旅順、大連。此來是為“助拳”,當然要求地主供應一切。由於李鴻章的堅持,特派負鎮守山海關之責的宋慶,供應俄國海軍一切“應用物件”,並撥二百萬銀子修築旅順炮台。不久,聲明“暫泊”的俄國,竟開口要求租借旅大。李鴻章知道中了圈套,但想擺脫,已辦不到了。
結果丟了膠州灣,也丟了旅順、大連!英國與日本已有結盟的意向,見此光景,為了抵制俄、德,更為了本身的利益,英國趁火打劫,要求租借尚在日本佔領之下的威海衛,而以承認閩海地區為日本的勢力範圍,作為交換。三國干遼之一的法國豈甘落後?要求租借廣州灣。意大利來湊熱鬧,要求租借三門灣。一時列強瓜分之說,竟有見諸事實之勢。
事急,總理大臣全體集會,帝師翁同龢慷慨陳言,主張開放各口岸,許各國屯船之處,然後定一“大和會之約”,不佔中國之地,不侵中國之權,而中國則不壞各國商務。
這樣,庶幾開心見誠,一洗各國之疑。這雖是書生之見,卻與美國國務卿海約翰所主張的“門戶開放政策”,不謀而合。但所有的總理大臣,包括翁同龢恃之為左右手的張蔭桓在內,無不保持沉默,據說張蔭桓此時已等於出賣了翁同龢,與李鴻章一起接受俄國代表賄賂的期約,如果幫助俄國實現了租借旅大的要求,可以各得五十萬兩銀子的酬勞。
於是光緒二十四年春天,繼二月初四李鴻章、翁同龢與德國公使海靖,訂立“膠州灣租借合約”,允德國租借九十九年,建築膠濟鐵路,開採鐵路兩旁三十里內礦產之後,三月初六復由李鴻章、張蔭桓與俄國署理公使巴布羅夫訂立了“旅順、大連租借條約”,以二十五年為期,並允俄國建南滿鐵路。
第二天——三月初七,德皇電賀俄皇取得旅順、大連,而恭親王奕劻自此病情轉劇,終於不起,薨於四月初十。四月二十三,下詔更新國是,變法自強;又四天,手擬定國是詔的翁同龢被黜;八月初五袁世凱告密,第二天慈禧太后臨朝訓政,發生了“戊戌政變”。這個“地痞欺侮鄉愚”的騙局,害慘了皇帝與翁同龢,而中圈套的李鴻章與見利忘義的張蔭桓亦沒有落得好下場,變成害人而又害己。
※※※
南滿鐵路正式名稱叫做“東省鐵路南滿洲支路”,是由哈爾濱開始,向南直通旅順,縱貫吉林、奉天,蘇俄的勢力,因此而能到達渤海。及至朴次茅斯和約成立,俄國將從長春至旅順這一段,約有一千五百里,割讓給日本。這一段鐵路歷經名城沃土,日本視作擊敗俄國最大的一項戰利品,認為其中有許多生髮,所以在會議中提出要求:“為了確保既得利益起見,中國不能再建與南滿鐵路平行的鐵路。”
袁世凱想了一下,提出相對的條件:“如果中國不能造跟南滿平行的鐵路,日本亦應如此。否則,一樣有損利益。而且所謂‘平行’,亦應該有個限度,相去十里是平行,相去百里亦是平行,不可一概而論。”
“滿洲地方遼闊,人煙稀少,經營一條鐵路不容易,所以即使隔得很遠,一樣也有妨害。”小村緊接著說:“至於日本亦不造平行線,可以同意。不過,與南滿連接的鐵路,即是南滿支線,將來看地方發達的情形,可以添造。”
“不!”袁世凱立即反駁:“日本繼承的權利,限於長春以南的南滿鐵路,並不包括任何支路。如果逾此範圍,是另一件事,不能並為一談。我再提醒貴大臣,當年中國許與俄國的,只是東清鐵路,沒有包括其他支路。”
小村語塞,便由日本的另一名全權內田康哉接口說道:“添造鐵路,為了開發地方,交通便利,地方就會繁榮,這是與中國有利的事。”
“如果是為了開發地方交通,彼此應該同意,但不能與南滿鐵路混在一起來談。”
“照這樣說!”小村緊釘着問一句:“貴大臣是同意添造的了?”
“如果為了開發地方,中國亦可隨時斟酌情形,添造鐵路。”
“不然!在南滿範圍內添造鐵路,總是妨害南滿鐵路的利益,有與南滿競爭之嫌,中國自不應隨時添造。”
聽翻譯將這段話譯了過來,袁世凱認為小村的一句話,有漏洞可鑽,所以很快地問:“彼此同意,總可以了吧?”
小村認為這句話很難回答,與接座的內田小聲商議之後,方始答說:“如果日本同意,中國可以添造,但不能與南滿鐵路平行。”
這在交涉上是一大收穫,日本已承認中國在南滿鐵路範圍之內,建造支路的權利,雖須日本同意,但至少有了要求權。倘或日本拒絕,相對地,日本想添造支路,中國亦可拒絕。所以小村的答覆,等於是為他提供了一項牽制的工具,自然是失策。
正當小村在悔恨不迭之際,名居參議而有發言權的唐紹儀,忽然畫蛇添足的說:“造鐵路,有關中國主權,日本方面如不得中國同意,不能隨時添造。”
“自然要同貴國商量,日本決不至象當年俄國對待貴國的情形,貴國不必顧慮。”
這時唐紹儀已發覺自己的話有語病。本來照袁世凱與小村的折衝來說,權利是同等的,誰都可以在南滿的範圍內添造鐵路,唯一的條件是徵得對方同意。而照他所說,彷彿南滿添造支線是日本的權利,不過須徵得中國的同意。但是唐紹儀雖已發覺失言,卻拙於彌補,倘或見機,只要複述小村的話,敲打轉腳,成為定論,依舊不損權利。而他只是重複聲明,造路不經中國許可,總是礙及主權。語氣中越發明顯,添造南滿支路,只是日本人的事,與中國無關。
小村想不到遇見這樣一個對手,大喜過望,立即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法,大聲說道:“我只着重在南滿鐵路利益有關這一點上。所以如有與南滿鐵路利益有衝突的任何支線,中國不應該添造。”
就這一句話,推翻了原來的承諾,而唐紹儀懵懵懂懂,只覺得話不大對勁,卻說不出個究竟。默爾而息,遂成定案。
交涉由此落了下風,因為日本方面已看出底蘊。瞿鴻璣並不懂國際公法,利害出入,不甚了了;袁世凱雖然機警且肯用心,但究竟不能如李鴻章當年辦交涉那樣,動輒視對手為後輩,以氣勢得人,話說錯了,亦可設法收回或彌補;隨員中倒有些留學生懂交涉的要領,無奈中國官場尊卑的觀念甚深,人微必言輕,發生不了作用。
能發生作用的,只有一個曾國藩第一批選送留美幼童之一的唐紹儀,他是袁世凱辦洋務的“大將”,官拜外務部侍郎,聲名甚盛,誰知是浪得虛名,無須忌憚。
就因為這一轉念,小村與內田的態度變得強硬了,第二天接議安奉鐵路,小村提出了“改造的要求”。
原來日本陸軍自朝鮮渡鴨綠江增援,在奉天、吉林境內造了好幾條輕便鐵路,其中最重要一條是,由朝鮮義州對岸的安東,到奉天省域的安奉鐵路。日本事先已經揚言,希望繼續經營這條鐵路,此是與中國主權有關的事,怕遭到強烈反對,遲遲未發,此刻悍然不顧地提出來了,名為“改造”,當然包含“改造”完成,繼續管理經營的意思在內。
因此,袁世凱這樣答說:“這條鐵路是築來軍用的,軍事完了,就應撤掉,何必改造?”
這又是袁世凱失策了!如果說,當初造安奉鐵路專供日本軍用,而未收任何地租,如今日本既已獲勝,理當將此路贈與中國,作為酬勞。或者至少由中國貼補建路的工料費用,收回自行處置。至不濟也可提出合辦的要求,日本是沒有理由拒絕的。
只是袁世凱一向好用權術,以為你說“改造”,我便用無須改造來駁你,爾虞我詐,針鋒相對,豈不省事?那知小村不上這個當,索性挑明說道:“奉天與安東之間,早有通鐵路的必要了!以前曾與貴國外務部提過,未有結果,軍事忽起,所以匆忙造一條輕便鐵路,除軍事以外,對地方商務振興很有益處,應該造成一條永久性的鐵路。因此,這次實在不是改造,而是重造。”
一提到曾與外務部接過頭,話就不容易說了。袁世凱不知其事,瞿鴻璣亦記不起有這交涉,唐紹儀到外務部的日子不多,更為茫然。因而袁世凱竟無以為答。
但日本的代表卻不放鬆,小村與內田輪番鼓吹,築成這條鐵路如何與中國有利。最後只好許他改造,只是有個條件,路軌的寬度應與關內外鐵路相同,不能照南滿路尺寸,表示將來可以收回成為中國鐵路的一部分,而非南滿鐵路的支線。
除此以外,還有許多吃虧的地方。但比起當年李鴻章在馬關議和的情況,卻有霄淵之別,所以不常出席的慶王奕劻,經常出席的瞿鴻璣,都認為議約能有這樣的結果,已是差強人意了。
其中有個隨員,卻忍不住有一肚子話說。此人是上海土著,名叫曹汝霖,字潤田,祖父兩代都在曾國藩所創設的江南製造局供職,家境小康,所以曹汝霖能夠自費留學日本,學的是法律。
畢業之時,正好新設商部,有許多商事法需要擬訂,並決定借鑒於日本,因而曹汝霖被延攬入部,官居主事,派在商務司行走,兼商律館編纂。中日北京會議的隨員,多在外務部及商部調充,曹汝霖因為學的是法律,兼以精通日文,因而入選。小村的發言,他不須經舌人傳譯,語氣吞吐迎拒之間,了解較深,每每為當事人誤解對方的真意,該爭的地方不爭,不該爭的地方又咬文嚼字,虛耗工夫而着急。他在會中無權發言,亦無法遞個條子去提示糾正,唯有咽口唾沫,聊以滋潤乾燥發癢的喉頭而已。
到得那一天散會,他可真忍不住了。向例散會以後,除了瞿鴻璣徑回公館,其餘的大部分都隨袁世凱在北洋公所晚餐,商量應該提出的文件及次日會議應該注意的要點,這天居於末座的曹汝霖,看着唐紹儀問道:“唐大人,我有一點不明白的地方,要請唐大人指教。小村本來已經同意,得日本同意后,中國亦可添造鐵路。後來唐大人提出主權的主張,小村立即改口,光說中國不能在南滿添造鐵路,不及其他,作為定議。那時,唐大人為什麼不駁他?”
話說到一半,低頭在吃飯的袁世凱,倏然抬眼,但他很機警,知道唐紹儀要受窘了!為了不使他過分難堪,立刻又低下頭去,假裝進食,其實一口飯在口中緩緩嚼咽,側着耳朵在細聽他跟曹汝霖的問答。
唐紹儀有些惱羞成怒了,“外交上說話不在乎多!”他操着生硬的廣東腔,大聲答說,“我提出主權的主張,是扼要的話。他既承認我的主權,自然不能單獨行動,這些道理你不懂。”
曹汝霖見此光景,敢怒而不敢言,但也沒好臉色給他看,微微冷笑着偏過臉去。這頓晚飯吃得便有點不歡而散了。
到了第二天上午,曹汝霖剛剛到部,已有一名北洋差官,持着袁世凱的名片來見,說是:“大帥請曹老爺在今天開議之前,早點請到北洋公所,大帥想跟曹老爺談談。”
開議是下午三點鐘,曹汝霖兩點鐘就到了。一到便請入籤押房,袁世凱起身迎接,就請他在書桌對面落坐。
“潤田兄貴處是……?”
由此一句開始,袁世凱細問了曹汝霖的家世、學歷,在日本幾年,何時到部,是何職司,最後提到昨天飯桌上的事。
“昨天聽潤田兄向少川質疑,實在佩服!”
經過昨天那一番質問,曹汝霖氣平了許多,唐紹儀盛氣凌人,固然風度欠佳,自己在那樣的場合,直揭長官的短處,亦未免少不更事。所以略有些不安地答說:“是我太輕率,出言欠檢點。”
“當年我也是如此。”袁世凱說:“年輕倒是要有銳氣才好。”
“是!請大人多指點。”
“不敢當!倒是這次議約,我要請教的地方很多。”袁世凱略停一下說:“可惜,大部分都已定議了!不過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願聞高見,將來好有遵循。”
“大人言重了!”曹汝霖很不安地,“我亦是一得之愚,不定對不對。”
“對不對,要說了再研究。有意見,總是好的!請不必客氣,有不妥之處,儘管指出來。”
“是!”曹汝霖想了一下說:“安奉鐵路不是戰利品,日本要重建,應該是可以要求他們合辦的。”
“是!是!這是我疏忽。”
聽袁世凱引咎自責,曹汝霖頗為惶惑,照此說下去,事事都是他的輕許,變成專門來指責他了!那豈不大違本心?
袁世凱看出他的心意,便又說道:“潤田兄,若說聞過則喜,我還沒有那樣的修養。不過,我請教足下,並不是想聽幾句恭維的話。我幕府中筆下好的人很多,我有自己動手的東西請他們改,總要改得多,改得好,我才歡喜。這一點知道的人也不少。潤田兄,請你了解我的誠意,儘管直言。”
有此一番說明,曹汝霖才能暢所欲言:“除安奉路以外,南滿路方面,可以爭取利權的地方也還多。譬如撫順煤礦,附設鍊鋼廠,規模甚大,不管于軍需、度支,都有很大的關係,何不要求合辦?”他停了一下說:“光是限制礦區,不準超出鐵路沿線多少里以外,並不是好辦法。再說,事實怕也限制不住,尤其是礦穴,只朝有礦的地方去開,在地面上或許並未逾界,地底下就另是一回事了。”
“嗯,嗯!高明之至!”袁世凱很想了一會才問:“還有呢?”
“還有,俄國割南滿一段給日本,照道理說亦須經中國同意。”
“喔,”袁世凱很注意,但也有些將疑,“這是什麼道理?”
“中東鐵路是中俄合辦的。俄國由華俄道勝銀行出面,中國有五百萬兩的股本,說起來中國對中東鐵路亦有一半的權利,如今要割讓給日本,當然要中國同意。否則,不就慷他人之慨了嗎?”
聽得這一說,袁世凱好半晌作聲不得,“潤田兄,”他說:“你的道理不錯。不過關於中東路的權利,我們早就在無形之中放棄了。”
“此所以需要交涉!”曹汝霖脫口答說,情緒顯得有些激動了,“當時為了中東路,楊、許兩星使,與俄國財政大臣商量得舌敝唇焦。楊星使因為受氣而暈倒,以致命喪異國,可以想見磋商之激烈。如今俄國是戰敗國,中國正該趁此機會,舊事重提,切切實實提出收回利權,重新合辦的要求。至於華俄道勝銀行,當時是否一併議及,我不甚清楚。好在事隔未久,外務部必有檔案,大人何不調出來看一看。”
“潤田兄,你的見解十分高超。不過,唉!”袁世凱嘆口氣說:“雖然事隔未久,已幾經滄桑。對俄交涉是李文忠一生勛業中的一大敗筆,當時的內幕,想來你亦必有所聞,我們後輩,不便批評,何況李文忠賢良寺議和,積勞殞身,說起來跟陣亡是一樣的,更何忍批評。如果翻中東舊案,勢必傷李文忠的清望。再者,如今的國勢,亦還不是能翻舊帳的時候。潤田兄,我是腑肺之言,請你細察。”
“是的!”曹汝霖以諒解的心情,接受袁世凱的看法。
“至於這次對日交涉,說起來我的苦衷亦不止一端。我跟潤田兄一見如故,不妨談談。第一是撤兵。朝廷對收回東三省,屬望甚殷,日本人看出我們的弱點,隱隱然以撤兵作為要挾。這,想必你亦看得出來。”
“是!”曹汝霖承認他說的是實話。
“其次,北洋很想多辦點事。”袁世凱也有些激動了,“中國從甲午到如今十二年,先是鬧政變,後來又鬧拳匪,不但元氣大喪,而且浪擲韶光,我們落後人家太多了,一天當兩天用,猶恐不及,所以我在北洋只要力之所及,總是盡量多做。可是有人以為我攬權,尤其是……唉,不提也罷!”
曹汝霖恍然大悟,怪不得他每次發言,總要向瞿鴻璣問一句:“是這樣嗎?”或者:“不知道這樣做行不行?”原來樞庭已有疑忌之意,所以不能不如此委屈綢繆。
※※※
“中日新約”終於定議了,計正約三條,附約十二條。前後不滿一個月,照會議日期來說,算是順利的。
最後一次會議,奕劻自然要出席,簽字及畢,攝影留念。第二天,袁世凱在北洋公所設宴為小村餞行,敬陪末座的曹汝霖,恰好坐在作主人的袁世凱旁邊,自然而然地成了主客之間的舌人。他那一口流利的日本話,以及要言不煩的措詞,大為小村所注意,因此,席散以後特別向主人要求,希望跟曹汝霖談談。
袁世凱當然表示同意,而且特意將他專用的會客室讓出來,供他們單獨談話,真正是單獨,並無第三者在座。
“這次我抱有絕大希望而來,所以會議上竭力讓步。”小村說道:“那知是失望了。”
所謂“讓步”是比較而言,較之馬關條約,這一次的“中日新約”在日本算是很客氣的,但仍得了便宜,總是事實。曹汝霖不願與他爭辯這一點,只問:“請問貴大臣,此來所抱的絕大希望是什麼?”
“我原以為袁宮保必有遠大的見識、眼光,在會議之後,想跟他進一步討論兩國如何聯盟,那知道袁宮保過於保守,會議席上,只在文字枝節上講究,斤斤計較,徒費光陰而已。”
“兩國聯盟?”曹汝霖問道:“自然是對付俄國?”
“是的!”小村的表情是凝重之中有憂色,“俄國的野心甚大,我在朴次茅斯議和時,已經看出來了。俄國將來定會捲土重來,如果貴我兩國,不早為之備,一定同受其害。倘能彼此聯合,整軍經武,力圖自強,兩國或可免受其害。”
“既然如此,貴大臣何不向袁宮保直接提出這一番意思?”
“袁宮保不從大處着眼,聯盟之意,此時不宜表示,免得反而引起他的猜疑。”
“那麼,”曹汝霖問:“貴大臣的意思,是不是希望我能夠轉達?”
“是的!有機會請你轉達,倘或袁宮保有意討論,我可以專程前來。”
“好!我一定設法轉達。不過,”曹汝霖想了一下說:“我聽說政府方面對袁宮保亦有疑忌之意,這一層,貴大臣在會議席上,大概也可以看得出來。關於聯盟一節,即或袁宮保亦有同感,恐怕一時亦不便向政府進言。這是我個人的私見,提供貴大臣作參考,幸勿為外人道!”
聽得這番話,小村半晌作聲不得,最後嘆口氣說:“我想不到中國政府內部亦有矛盾!”
等小村辭去以後,袁世凱自然要找曹汝霖詢問談話的內容。曹汝霖將小村的意思,據實相告,只隱去了他自己向小村說的那一段話。
“唉!”袁世凱嘆氣的神情,跟小村一樣,“我又何能作為?
只好辜負他的盛意了。”
“外人的看法不同。”曹汝霖說:“莫說是日本人不明內情,就是京外各地,也誰不以為大人受朝廷尊重信任,言聽計從,有一番大的作為?那知事實並非如此。”
袁世凱默然半晌,才說了句:“大家越是如此,我的處境越難!”
他一直覺得應該有所表示,到得此時,認為以退為進的手法是非施展不可了。因而回到天津,便秘密關照張一麟替他預備一個“請開去各項差使”的奏摺。
張一麟對袁世凱的待人處世,已有很深的了解,知他此舉的用意,所以這個奏摺寫得冠冕堂皇,但見表功之意,並無固辭之心。袁世凱深為滿意,但卻遲遲未曾拜發,要挑個最適當的日子。
幾經諮詢,接納了楊士琦的意見,在封印之前一天拜發。因為就表面而論,這個辭差的奏摺,到達御前,已在封印之後,如果邀准開去各項兼差,則封印開印,天然就是一個交接的絕好時限。至於談到實際,辭差也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反正這個奏摺是寫給慈禧太后一個人看的,若以為有挽留的必要,發一道慰留的上諭即可。趁封印期間,了掉這重公案,不會有人留意,便不受任何影響。
等奏摺一上,慈禧太后頗感意外,在召見軍機時問道:
“袁世凱為什麼好端端地,忽然要辭差?”
奕劻是知道這回事的,卻故意裝作詫異的神情答說“是!
奴才亦莫名其妙!”
“你們倒想想看,總有原因吧?”
這下是瞿鴻璣答奏:“袁世凱兼的差使很多,因為精力照顧不到,難免有疏忽的地方,言路上嘖有煩言,想來袁世凱是為了這個緣故,所以有倦勤的表示。”
“那也難怪他。”慈禧太后問道:“你們看,應該怎麼辦?”
由於有“難怪他”這句話,瞿鴻璣看出慈禧太后的意向,自己也覺得還未到能扳倒袁世凱的時候,便很見機地說:“論到才具,袁世凱自然是好的,有幾樁差使也少不了他!合無請旨慰留,或者酌情開去幾項差使?”
“要慰留,就一項差使都不必開。”慈禧太后說,“我並沒成見,只覺得‘疑人莫用,用人莫疑’這句話,一點不錯。如果酌量開去幾項差使,就有疑人的意思在內,大可不必!”
“是!”瞿鴻璣很勉強地答應着。
“皇帝有什麼話?”
皇帝能有什麼話?照例答一句:“一切請皇太後作主。”
於是決定慰留。由軍機章京擬旨:“袁世凱所奏開去兼差一折,現在時事艱難,正資整頓,該督公忠夙著,仍着統籌兼顧,妥為經理,以副委任。所請應毋庸議。”
“達拉密”擬的旨稿,照例“呈堂”核定,瞿鴻璣將最後一句改為“毋庸固辭”。原來“所請應毋庸議”是表示辭差之事,根本不必談起,此時一改,意思頗不相同,“固”辭之“固”,意味着辭已不錯,只是一時尚無替手,不能不暫維現狀。這些語氣上的吞吐出入,在早年的慈禧太后是很講究的,如今正如瞿鴻璣說袁世凱的,“精力照顧不到,難免疏忽”,竟未看出仍有“疑人”的意思在內。
邸抄剛發,袁世凱在天津就接到了電報,慰留在意中,最後那句話卻大出意外,不免錯愕。
及至打聽到這句話出於瞿鴻璣所改,袁世凱想到“一葉落而知天下秋”這句成語,知道自己跟此人勢不兩立了!
※※※
考察憲政五大臣是十二月中旬到日本的。初適異國,目迷五色,看不出什麼地方是實施憲政的功效,又從何考察起?
唯一的例外,是補紹英的缺的李盛鐸,他做過駐日公使,此番舊地重遊,一切都還不太陌生,而也唯有他稍知憲政是怎麼回事。心想,此事頭緒紛繁,如果不先提綱挈領,揀要緊之處下手,只怕漫遊全球,三、五年也考察不完。必得找個人來參贊一番,先定個考察的章程出來才好。
“參贊”現成,五大臣帶的隨員很多,首席參贊名叫熊希齡,湖南鳳凰人氏,與南通狀元張謇一榜的翰林。戊戌政變時因為有新黨的嫌疑,“交地方官嚴加管束”,那知湖南巡撫趙爾巽倒頗欣賞他的才氣,幾次奏保,已當到了候補道。這次隨五大員出洋,原有一套應付公事的辦法,所以等李盛鐸一提到,隨即拍胸答說:“我有辦法!諸公儘管去觀光,逛厭了換地方,反正返抵國門之日,必有交代。”
“秉三!”李盛鐸喊着他的別號說:“你先別大包大攬,倒說我聽聽看,是何辦法?”
“當今中國精通憲政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梁卓如……。”
卓如是梁啟超的別號,李盛鐸一聽這個名字,急忙亂搖雙手:“不行,不行!這個人萬萬惹不得!”
“木公!”李盛鐸字木齋,所以熊希齡這樣叫他,“我當然不會找梁卓如。另外還有一個是我們湖南同鄉楊晢子,木公聽說過這個人吧了”
李盛鐸知道楊晢子就是楊度,他是王湘綺的得意門生,曾應經濟特科,初試高中一等第二名。但以一等第一名梁士詒,為瞿鴻璣誤認作梁啟超的兄弟,又說他的名字是“梁頭康尾”——康有為名祖詒,末字相同,“其人可知”。因此梁士詒不敢再應複試,而楊度亦有“康梁餘黨”的嫌疑,同樣地自己絕了這條進取之路,買舟東渡,成了中國留學生中很出風頭的人物。
“怎麼,楊晢子精通憲政?”
“是的!湘綺自負有王佐之才,他的得意門生,自然也要研究這套帝王之學。晢子是君主立憲派,如果請他做幾篇考察報告,一定處處顧到君主的地位與尊嚴,奏報到朝廷,一定不會出毛病。”
“那好!準定請他做槍手,請你趕快去找到他,好好跟他談一談。”
“找他容易,不過有兩件事,我先要請示木公。第一,考察報告,似乎要定幾個題目,如果開流水帳似的,只敘旅途所見所聞,似乎難有結論。再者,有了題目,將來在報章上發表也比較方便。”熊希齡說:“憲政初步,在啟迪民智,這些文章將來是一定要布諸國人的,同時這也是諸公萬里之行的一個交代。”
“說得是!”李盛鐸連連點頭,“一客不煩二主,題目索性也請晢子去定,只要扣住‘考察’這回事就行了。”
“好!”熊希齡又說:“第二,總要送一份潤筆,而且應該從豐。”
“這好辦!我跟澤公來說。你看送多少?”
“總得一個整數。”
“一千?”李盛鐸說:“似乎少了點。”
“是的,一千太少了,總得一萬銀子。”
李盛鐸想了一會說:“這總好商量,你就快去辦吧!”
於是熊希齡興沖衝去找楊度。他住在東京飯田町,由他擔任會長的“東京留學生會”的招牌,就掛在他家大門上。既是會址,自不免有會員往來,不便密談,所以熊希齡將他約在一家“料亭”中相晤。
“近況如何?”熊希齡問說。
“‘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很好啊!”
“只怕一樣不好。”熊希齡笑道:“錢不夠花。”
楊度笑笑,然後又說:“聽說你要來,我跟房東太太說,‘不要緊了,有人送錢來給我過年了!’”
“不錯,可以讓你過肥年。不過,你要作文章。”
楊度不答,從口袋中取出一張紙來,遞了過去,熊希齡接來一看,上面寫着三行字“世界各國憲政之比較;憲政大綱應吸收各國之所長;實施憲政程序。”
看完,兩人相視而笑,真有莫逆於心的愜意。熊希齡將那張紙折起來收入口袋,“這三個題目很好!”他說:“潤筆總有萬金之譜,回頭我先送兩千過來。晢子,過個肥年在其次,你平生的抱負,正好借五大臣這個軀殼,大大展布一番。這是絕好的機會,請你珍視。”
楊度點點頭答說:“話我要說在前面。論見解,卓如未必趕得上我,不過以腹笥之寬,行文之暢,我不能不讓他出一頭地。所以這三篇文章,我要分一兩篇給他做。”
“那都隨你!不過,卓如的筆鋒太犀利,不要帶出什麼有忌諱的話,那可不是鬧着玩的事。”
“不要緊!我跟他說明白,如果有這樣的情形,我要改他的稿子。”
“那,我也要跟你說明白,若有這樣的情形,我要改你送來的稿子。”
“盡改不妨。”楊度問說:“何時交卷?”
“大概半年吧!”
“那還早得很。”楊度很高興地說:“閣下此來,無異放賑,今年有好些留學生可以舒舒服服過年了。”
一件大事說定,熊希齡十分高興,在料亭中當著濃妝艷抹的藝妓,大捧楊度。這倒也不儘是作假,熊希齡有樣好處,待人厚道而且誠懇。所以在趙爾巽之前,為湖南巡撫陳寶箴延入幕府,便頗受器重,亦就在他那誠懇兩字。有一次延經學家皮鹿門講學,熊希齡親自擂鈴,召集聽眾入講堂,便有人戲撰一聯:“鹿皮講學,熊掌搖鈴”。又有人妒嫉他是陳寶箴面前的紅員,用“熊”、“陳”同姓以拆字格做一副對聯,將他連陳寶箴一起罵在裏面,道是:“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幹;一耳偏聽,曉得什麼東西?”卻不知熊希齡的“能幹”,正因他“四足不停”之故。
這次五大臣在日本,更得力於熊希齡的“四足不停”。原來革命黨人將有不利於五大臣的舉動,勞動日本警察,晝夜守護。
載澤等人,嚇得步門不出,一切需要對外接洽的事務,全靠熊希齡奔走。直到陰曆二月初一,五大臣自橫濱上船赴美,才得鬆一口氣。
到得美國,分道揚鑣,端方、戴鴻慈考察德國,載澤、李盛鐸、尚其亨由英轉法。一路逍遙,到得五月下旬,先後回到上海,但槍手的文章尚未寄到。於是熊希齡又出一個主意,以“考察東南民氣、徵集各省意見”為名,留人在上海守候,一面派專人趕到東京飯田町楊度寓所坐催。當時商定,端、戴留守,載澤等人先回京復命。
不多幾日,派到日本的專差回來了,攜來一大包文件,奏摺、論說、條陳,一應俱全。其中有個論立憲應從改革官制着手的說帖,端方大為欣賞,趁戴鴻慈正好不在,將這個說帖悄悄抽下,攫為己有了。
及至坐輪船到了天津,自然做了北洋衙門的上賓,盛筵既罷,戴鴻慈回行館休息,端方便在袁世凱的籤押房裏,將那個說帖取了出來,說一聲:“四哥,你看這個主張如何?”
袁世凱只一看頭幾行,便很起勁了,“深獲我心!”他拍着大腿說:“我早就有此意了。好些衙門只剩一個空架子,吃閑飯的官兒,虛耗俸祿,還影響了他人的士氣,非徹底改革不可。還有那些都老爺,遇事生風,不辨是非,真正敗事有餘,成事不足!都察院這個衙門,也該取消。”
“四哥,你沒有細看說帖,看了你才知道,其中妙用無窮。”
聽這一說,袁世凱聚精會神地細看說帖,看到一半,便即明白,原來這個改革官制的辦法,主張採取責任內閣制,內閣總理大臣欽派而提交國會通過,閣員由總理大臣遴選奏請敕命,與日本的內閣,一式無二。如果照此辦法實行,內閣總理大臣當然是慶王奕劻。大權在握,要排去瞿鴻璣方便得很。即使仍為閣員,上奏是總理大臣一人之事,不必象軍機大臣那樣全班進見,瞿鴻璣亦就無法從中操縱,“挾天子以令諸侯”了。
“這,”袁世凱遲疑地說:“只怕上頭不肯放手。”
“自然要有個說法,才能讓上頭照辦。”
“喔,陶齋,你倒說來我聽聽。”
“我是一條苦肉計,此刻不必細說。四哥,我只問你一句話,如果責任內閣制實行,你願意不願意入閣?”
“這……。”袁世凱沉吟着。
“曾湘鄉說過,‘辦大事以找替手為第一’,大老也沒有幾年了。”
“大老”是指奕劻。端方的意思,奕劻告老,必牢保薦袁世凱接任總理大臣。意會到此,袁世凱自不免怦怦心動。
“陶齋,你還是先說說,是怎麼一條苦肉計?”
“四哥,如果你打算一輩子在北洋,這條苦肉計使不得,不能自己搬石頭砸自己的腳!”端方說道:“反正要入閣的,就無所謂了,我想復命時這麼回奏:立憲規模,宜仿日本。至於改革官制,可以裁抑督撫,集權中樞,庶幾無外重內輕之嫌,方為長治久安之計。”
“這話也沒有什麼說不得。督撫有權無權,全看自己的做法。”
“那就是了,我準定照此回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