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的周旋(6)

“四人幫”已經粉碎了，我們明人不做暗事。起初，大家說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漢語教研室的名義，正式打出招牌來。後來，考慮到教研室有兩三個同志，與主持搞這件工作的同志，不是由於政治原因，而是由於個人之間的芥蒂，總是合不來。於是，我們採取了出榜招兵，簽名參加的辦法，完全自願。簽名參加者，有李先輝、白曉朗、黃林妹、胡連朴、劉蘭英、蔣士珍、黃玉文、羅丹、楊昆明、張潤今、石淑興、賴梅華、劉志寬、趙壽安、朱清頤、汪文風，共十六人。其實，徐政良、張敬棠、宋來魏、胡錫珍、徐祖武以及新來的一個同志，雖未簽名，也積极參加了選詩詞、編輯、核對，參與鑒定是否是在**廣場貼出和經歷了戰鬥的硝煙的詩詞，他們也參加了校對、印刷等工作，工作中也很積極。已簽名的，我們商議了一個共同的名字，起初說叫“佟懷周”，后又考慮到“佟”字不通俗，乾脆叫“童懷周”，這是共同懷念周恩來總理的意思。1977年1月8日，周總理逝世周年紀念，我們以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漢語教研室“童懷周”小組名義油印的《**革命詩抄》，貼上了**廣場。由於周總理在國際國內的崇高威望，由於**事件從悲天慟地到血腥恐怖，我們的詩抄一貼出，就轟動了北京，轟動了全國，轟動了海外。每天，我們都要接待來第二外語學院川流不息的來訪者。來訪者都要求鉛印出版，讓更多的人共享**的戰鬥氛圍和美好詞章。但是，我們對於那種要求擴大“童懷周”的組織，把它推到全社會，以及建議“童懷周”選出幾個領導人的意見，卻開會予以否決了。我們開始籌備出版**革命詩抄的鉛印本。由於受到兩個“凡是”和“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壓力，原來答應給我們幫助的單位紛紛退縮了。這樣，不得不由我們自己來印刷出版。按照第二外語學院原來的規定，系和公共課教研室主任，是有權批准印刷教材和閱讀參考教材的。我就將《**革命詩抄》作為“漢語閱讀參考教材”簽字發排。但印刷廠的領導，既支持我們這項工作，又膽小怕事，說：“這明明是**詩詞么！”我們只得找到一貫支持我們反對“四人幫”的原副院長翟良超同志和教改組的一位副組長李越然，加簽了字，排版是沒有問題了。要鉛印，哪來那麼多紙張呢？我們還有一位被趕下台的副院長彭平同志，過去在延安就有組織這類工作的經驗，他各方面人事關係也熟悉，我們找到他，立即從北京市二輕局搞到第一批紙；又通過被二外擠走的另一位副院長唐愷，經中央宣傳組的王揖同志，從人民日報搞到第二批紙。我們的工作，得到了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上上下下和院外許多單位、許多同志的熱情支持。一談到是編印“沉痛悼念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的**詩詞，被我們求到的同志無不大力協助。鉛印的《**革命詩抄》，以漢語閱讀參考教材和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漢語教研室“童懷周”小組編輯的名義出版了、發行了。漢語教研室變成了全國各地、各單位派人來購書和議事的場所。中央電視台專門為我們“童懷周”小組拍了《敢傲嚴寒綻春蕾》的電視片。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為我們拍了新聞片。日本各通訊社、各大報社的記者團，西德的作家，都對我們進行了訪問。我們在接待外國記者時明確地向他們指出，“**對中國人民的偉大功績是不能夠抹煞的”。他們也如實地進行了文字和圖片報道。韓先楚同志派來的同志開玩笑說，韓司令員說了，“如果你們因為編輯出版詩抄還受到什麼威脅，他可以派兩輛坦克車來擺在你們教研室的門口，對你們進行保衛。”宋慶齡副主席，也來信對我們表示感謝。一天晚上，我背一大袋《**革命詩抄》，闖進了我工作過的公安部大院，去到辦公廳負責同志陸石的家裏。我說，“我給你送書來了。你要抓人，我就在這裏。”他問：“什麼書喲？”我說，《**革命詩抄》。他一下子緊緊地抱住我，說：“我的好同志啊”！以後，我們每次出書、出畫冊，都通過陸石同志，送給羅瑞卿同志一份，席國光同志一份，凌雲同志一份。羅瑞卿同志問到我的情況，聽了陸石同志的介紹，然後說：“好嘛，鬧**事件的，有我的幹部；抓**事件的，也有我的幹部。”“這些青年同志，冒了那麼大的風險，不容易呀！”在一次彭真同志主持召開的會議上，有人向凌雲同志介紹到我，他一面點頭，一面笑着說：“神交已久！神交已久！”胡耀邦同志在一些報告中，多次談到**詩抄，談到“童懷周”小組。有一天，第二外語學院原副院長彭平同志找到我說：“鄧楠同志要到學院來看看你，問你的意見如何。”我說“歡迎！歡迎！”這時，小平同志還沒有出來工作，但我無所顧忌。不幾天，鄧楠來到二外院，來到我們教研室。我們四五個人和她一起聚談。鄧楠說，“你們敢於組織‘童懷周’，聽說是這裏的黨委書記支持你們。”我們的同志哈哈大笑，有個快嘴姑娘說：“他不支持我們，他支持‘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鄧楠又問，“他是不是我爸爸的老部下？”我們的快嘴姑娘說，“沒聽說過。我們主任才是你爸爸的老部下。他在周總理逝世周年，還寫了一首長詩《無題》，是反映小平同志一生的戰鬥經歷的。”並問鄧楠要不要抄走。鄧楠說，“不要抄了。你們貼在**廣場上，我們家就抄了兩三份。”又問到我什麼時間是他爸爸的部下，我說：“在中央西南局的時候。不過，你爸爸是西南局第一書記，是一號，我是新華日報的記者、編輯和校對科科長，隔得太遠。一批判，有的人就硬給拉近乎了。”大家又哈哈大笑。在我們講了一些反對王、張、江、姚的“反革命政治謠言”之後，鄧楠問我：“你有什麼話對我爸爸說，我可以帶回去。”我說，“我們的意見，以後千萬千萬不要瞎鬧騰了，大家齊心合力來建設我們的國家吧！”臨走時，鄧楠給我們留下了她家的電話、住址，要求加強聯繫。從二樓下樓梯時，我請鄧楠同志站着讓大家看一看，像不像她爸爸。她站着了，挺了挺胸。大家說：“真像！”以後，小平同志就出來工作了，但他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重要，我們也就不好意思去加強聯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