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的周旋(4)

當然，“文化大革命”扶起的當權派也不是十足的白痴和笨蛋，他們不好明說誰誰誰寫了這張小字報，而是採取了內部搞筆跡鑒定。公開查核3月下旬至4月上旬誰去了**廣場，在那裏幹了些什麼，看到了些什麼，以及追查學院內部和社會上存在的抨擊“四人幫”的所謂“反革命政治謠言”等辦法，來緊縮包圍圈。我所寫的文章的原稿都被強行要去，退回來時，許多字的一橫一豎一撇一捺，以及各種偏旁字頭，都用鉛筆畫了圈圈，是來不及將鉛筆印跡擦去呢？抑或是故意留下一個心理上的威脅，就不清楚了。我是搞過公安報道工作和檢察工作的，既有一些技術知識，又懂得一些政策。我想，與其默默無聲地吃個悶胡蘆，不如公開擺出來讓多心的人莫衷一是。我就抓住這點，高舉**一再教導政法幹部不準用特情偵查手段對待黨員、幹部的指示，直接找軍、工宣傳隊和專案組理論。他們沒有做過專門工作，情知公安專業知識和政策水平不如我，只能答覆說“那是隨意勾畫的”，“誰敢對一個**員和革命幹部搞筆跡鑒定、搞特情偵查呀”，弄得他們只能推卸賴賬，尷尬不堪。這樣一來，他們自然就泄了氣，輸了理，降了格。當然，他們在廣播大喇叭上的威脅、恐嚇、擠壓、誘導，聲嘶力竭的狂呼亂叫，每天幾次搞半夜突襲，矛頭針對的就是漢語教研室。他們的這些活動一直沒有停止。在召開的有全院幾百人參加的黨員大會上，院工宣隊長和革委會主任，以追查**廣場活動和“反革命政治謠言”為名，聲色俱厲地對我進行了當眾審查和追詢。工宣隊長：(叫我的姓名要站起來)你說，你參加了**事件沒有？！答：我是4月3號那天，從那裏路過，去看了一下。這些，在小組會上，不是每個人都說了嗎？工宣隊長：我沒有跟你談每個人，我是問你。你在**，幹了些什麼？！答：我……我看了看花圈，有許多花圈很大，有許多花圈做得很精緻。我在想，如果靠我這個手藝，笨手笨足的，一定做不出來。(全場一片鬨笑)工宣隊長：(對大家)不準笑！不準笑！嚴肅的鬥爭么！(轉對我，嚴厲地)我是問詩詞，問詩詞，反革命詩詞？！答：這個嘛，人山人海的，擠得很，有一個人把我的腰都撞痛了。啊，詩詞，我看見有的人在朗頌，有許多許多的人還在拍巴掌。我想，算了吧，不去看它了，聽又聽不大清楚，就回學院來了。(兩位領導同志氣得鼓鼓的，全場又大笑。)工宣隊長：(高聲地)我問你，為什麼你那個教研室，查反革命政治謠言不積極？答：是那樣么？其實，我們大家都是很積極的。但是，有的是在公共汽車上聽說的，有的是在大操場放電影時黑咕隆咚地聽人說的，有的是在男廁所里聽女廁所那邊的女同志說的，有的是在女廁所里聽男廁所那邊的男同志說的。唉，我倒是在想，應該專門學習好追查的技術，追查起來……可能就好些了。(全場禁不住的再一次鬨笑)院革委會主任：我說，你，說來也是學院裏的一個中層領導幹部了嘛。師傅好好問你，你為什麼老這麼嬉皮笑臉地打哈哈呀！答：他們要笑，我有什麼辦法呀？！我又沒有笑嘞！(又是一片哄堂大笑)。漢語教研室的同志，參與了**的寫詩、抄詩、藏詩。詩詞的少部分副件，作為抄錄來的，按清理規定上交了，大部分原件藏進了蜂窩煤爐的夾層，用塑料紙包好埋進了花盆，卷進了綿線團，用綿線纏了數十百層，作為線團存放起來。至於“反革命政治謠言”，我們不僅聽見過，還加過工。院工、軍宣傳隊和革委會為了追查所謂“政治謠言”，派了兩個人，一男一女。這一男一女說話和氣，從不生氣，從不賭氣，但都是慣於打小報告的人物，他們善於探聽到別人難以探聽到的內容。他們到了漢語教研室，找了一個大家都認為是“快嘴”的同志，問她知道多少“政治謠言”。那位同志說：“我倒聽過一個笑話，一個故事，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想知道的，我不敢說。”派去的人說：“你說吧，在這裏說說可以不追究，不算在傳播之列。”於是，她說了：“這是領導上要我說的，不是我自己說的。”經點頭承諾之後，她說：“有人說**罵中央首長，你是‘上海幫’，‘四人幫’，你不要搞了，為什麼還搞呀！你只代表你，代表你自己，你不代表我。不過我沒有相信，我怎麼能夠相信呢？”“有一天，**要許世友和王洪文，把自己的拿手的本事顯一顯給他看。許世友站在一堵牆根下，運足了氣，平地身體豎著上升一尺許，幾分鐘懸浮空間，然後輕輕落下，面不改色心不跳。主席說，許世友表演過了，王洪文，你會什麼呀？王洪文說，我會打猴拳。主席說，打猴拳也好嘛，你打一套來看看。王洪文就猴子舞爪地打了一套。主席鄙夷地笑了，說：我看哪，還是許世友是真功夫。你不行。”她緊接着表白道：“不過我不相信，主席日理萬機，你說哪會有功夫看王洪文打猴拳呀！”“這可是領導非要我講的，不是我在腐蝕領導啊！要不是這樣，機關槍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講。”當時的事實說明，**、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和康生等人，與廣大人民群眾完全處於對立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