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的周旋(1)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是1964年秋才建校招生的，院址在北京東郊的定福庄。我是1965年底由最高人民檢察院調到二外院工作的。當時的本科學生加上干訓部學員還不到一千名。1966年新學期一開始，雖然還在上課，但領導班子的精力都放在搞“文化大革命”上了。校領導發動學生批判二月提綱；學習“五·一六通知”，批判“反動路線”；看“有問題的電影”，批判“反動電影”。真是山雨欲來風滿樓，黑雲壓城城欲摧，人心惶惶，莫衷一是。究竟誰要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對**，誰也說不清楚。康生、曹軼歐夥同北京大學聶元梓搞出的所謂“馬克思主義的大字報”一出籠，又傳說**批判北京市委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大家似乎知道點情況了，但終究還是不明白事情的真相。《人民日報》的文章是針對宋碩、陸平、彭雲的，還針對誰，大家還是不明白。在第二外國語學院，從懷疑院黨委是黑幫黨委，到“向奪權者開火”的大字報，從保衛院黨委的遊行示威，到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派了一位副主任來，宣佈院黨委是“徹頭徹尾徹里徹外的黑幫”，“政治部、教務部、院務部是反革命司令部”。很短時間內，就舉行了幾次徹夜的批判大會，揪出了一大批院、系、教研室的領導，把他們定為“黑幫分子”。這樣，全院很快就分成了兩大派。從1969年7月24日到29日，周恩來總理五次來到第二外國語學院。他來時，總是清晨天還未亮，就讓人打着手電筒看大字報；他在辯論會上，聽取各種不同的發言；他在學生食堂吃飯，把菜湯都喝個精光，還交了伙食費。最後一天，他講了話，說“只要革命，就有前途”；“你們大家要團結起來”；“是他(點那位外辦副主任的名)把你們帶錯了路”；“至於你們學院的領導幹部嘛，你們大家來看吧”。至此，二外院已經逐漸平息下來。但緊接着，**來到了二外院隔壁的廣播學院，宣稱那裏的黨委是壞的，工作組長也是壞人。戚本禹抵達離二外院只有兩站公共汽車路程的北京建築工程學院東郊分院，找群眾組織的頭頭談了話。東郊分院很快又重新亂了起來。“文化大革命”中外事口的運動，指向了陳毅同志。但是，周總理卻一直堅持說：對陳毅同志要批評，要幫助，要支持他的外交工作。陳伯達、**、王力、戚本禹都先後出馬，要打倒陳老總。他們煽動一些人到外交部門口安營紮寨，說不打倒陳老總誓不罷休。他們縱容姚登山奪了陳毅同志負責的外交部大權。從這個時候開始，上面的鬥爭，逐漸顯出眉目來了，真正形成了“站隊”的問題。“文化大革命”中到處揪斗“走資派”，是**反革命集團的一個惡行。這一惡行影響所及，造成了嚴重的後果。二外院西邊，有個商業小區，小區有個豬肉案桌，一個組長，兩個組員，總共三個人。有的人，往往把好肉藏起來，把豬肝豬肚藏起來，賣給他的親朋好友、關係戶，或自己弄回家去。這樣，肉案上只有“丹頂鶴”(大肥肉蓋了薄薄的一點瘦肉)，“白天鵝”(全是大肥肉)了。這裏的顧客以知識分子居多，對此很有意見。當時，在那三個人中，還就數那位組長耿直、正氣，總是把別人藏起來的好肉搜索出來，一邊罵藏肉的人，一邊賣給大家。可是在公佈打倒**同志那幾天，我去買肉，卻見肉案那裏，掛了紅布為底、黃字顯著、姓名打了大叉叉的橫幅，大書“打倒××、××、××**在我案的最大代理人×××”，最後叉的是那位組長的姓名。看到這些，人們都有口難言，因為當時**一夥就是提倡“矛頭向上無害論”的。亂抓所謂“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是**集團的又一個惡行。二外院下放到河南明港期間，我們的醫務室只有兩個醫生是受過正規教育的醫科大學畢業生，醫術較高。其中一個在對學院問題的一些看法上與院革委會、特別是革委會的某常委不一致。有個星期天，那位醫生並不知道那天會全體加班參加積肥，老早就去了明港鎮。有人見到她在一家商店門口啃烤白薯，就向上級作了彙報。黃昏時，醫生剛從鎮上回來，就被罰站在桌子上搭的凳子上，左右前後直搖晃，嚇得她面色蒼白。當時批判這個知識分子的“理由”是：不肯老老實實地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某常委為了利用這個“典型”，“教育本人”，“教育群眾”，親自出面追問她：“你吃的白薯是從哪裏來的？”按當時流行的邏輯推理，她應該答“是貧下中農種的”，可她偏偏哭泣着說：“是我用錢買的。”於是，那位常委又問：“你的錢是從哪裏來的？”按當時的處境，她應當說：“是工人、貧下中農創造的。”可她偏偏說：“是財務科發給我的。”那位常委再問：“財務科的錢是從哪裏來的？”企圖要她說出的語意是工農創造的，我要接受工農再教育，可她偏偏說：“是從銀行里取出來的。”那位常委厲聲追問：“銀行里的錢是從哪裏來的？”意在步步深入，逼對方說出他認為貼邊的話，以便作下面的文章。殊不知，那位醫生偏偏不能理解這位常委究竟要怎樣，急得直哭，泣不成聲地答：“我不知道，不知道，的確不知道。我哪裏曉得他們銀行是從哪個印刷廠拉出來的錢呢！”這好像是個笑話，但確是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