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落實政策(2)

在1975年的“一·二四”、“一·二五”萬人大會上，**縱容她出來當打手，在台上發言，對周恩來同志搞突然襲擊，明目張胆地整周總理。她還率領一批“打手”，衝進中央政治局會場，公然指着鼻子詆毀鄧小平同志出來后的“抓整頓、批派性”，是所謂搞“右傾翻案風”。她什麼壞事都干，廣大幹部群眾提到她就咬牙切齒，因此她民憤極大。1976年10月6日，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謝靜宜作為**安插在北京市的兩個黑幹將之一，被隔離起來進行審查。許多幹部群眾都要求對她進行嚴厲懲處。謝靜宜被隔離審查以後，反省了十年內亂給黨、國家、人民造成的災禍和不可彌補的損失，逐漸認識了**、王洪文的醜惡面目和靈魂，基本上把她經歷的“四人幫”搞的壞事都揭露出來了。特別是她交代出在1975年“一·二四”、“一·二五”詆毀鄧小平抓整頓、整周總理的萬人大會以後，**追究了**等人“批林批孔又批走後門，三箭齊發”的事，揭露了**、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在一起，一邊謀划如何塗抹錄音帶，如何修改記錄，並拉攏謝靜宜說，“這件事你們沒有責任”；一邊繼續在言談話語中繼續污衊誣陷周總理，怎樣想方設法欺騙**的一系列問題。她對這些問題交待得比較具體。我們考慮了這樣一種情況：謝靜宜在十年內亂之初，還是一個世事都不大懂的小青年，容易上**這類在身份上和閱歷上都跟她相差懸殊的江湖騙子的當，接受他們那一套偽裝革命而實質上是敗壞革命事業、摧殘革命成果的東西。例如**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說，造反有理。可是，**原來的話是“對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造反有理”。在無產階級掌權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果把這個前提抽掉了，變成了凡是對黨的、人民政府的、人民軍隊的領導和幹部，都可以打翻在地，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這不是反革命嗎？而且**等人那樣做，是不分優劣，不分良莠，這還不是“打倒一切”嗎？又例如**他們說的抓叛徒、抓特務。我們暫且不提他們本身隱瞞了自己的叛徒嫌疑、特務劣跡來從事搗亂和破壞活動。僅就他們把被俘過的、被捕過的、奉命打入敵人內部的、懂外語的、與外國人有過來往的同志，都抓起來進行批鬥，實施肉刑這種做法來說，簡直是把**關於敵占區和白區的工作方針是“蔭蔽精幹，積蓄力量，長期埋伏，以待時機”和要打入敵人的各種機關，採取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相結合的方針，以及團結國內外一切力量，爭取國內外一切力量，利用國內外一切力量，去削弱敵人，壯大自己等一系列指示精神都違背了。他們搞的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實質上是蓄意對當時國內的階級矛盾已經轉變了的事實進行抹殺。從當時情況來看，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轉變成為中華各民族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矛盾。在主要矛盾發生變化后，中央決定說服六十一個同志略備手續，出來參加抗日戰爭。這些都經過**點頭同意了。**等人連這一事實都否定了，無非是想達到誣陷我們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革命老幹部的目的。有一個人，原來跟六十一個同志是在一起的，當時決定把他留在獄中，以進一步觀察國民黨監獄內的動向。後來，他也出來了。但“文化大革命”一來，他卻把別人都說成“叛徒”，說只有他是“堅貞不屈”者。這個人自然就成了“四人幫”誣陷別人的“證人”和打手。**等說的打“黑幫”、打“反革命”、搞“走資派”，是故意混淆馬克思主義關於革命發展的階段論，以及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承認有差別才能發展的理論，而是用貌似革命的極“左”的言詞，利用小資產階級的平均主義心理，來反對馬克思主義。上述所有這些，像謝靜宜那樣的青年，是難以分辨清楚的，是容易上當受騙的。因此，在謝靜宜的嚴重錯誤和罪行方面，有上當受騙的一面。當然，謝靜宜也不是完全上當受騙的問題。她所以陷得那麼深，還有其本身個人主義惡性膨脹的原因。這就是她作為一個機要員，卻處心積慮地往上爬。正因為緊跟**一夥，才爬上了全國最高學府的黨委副書記、北京市委文教書記、中央委員的地位。她在參與**搞的許多活動中，要表現得更突出，更兇殘，以便沿着**遞給她的梯子往上爬。對謝靜宜這樣的審查對象，我們建議國家司法機關免予起訴，不給判刑，這體現了中央“兩案”審理領導小組處理“兩案”時關於“教育大多數，孤立打擊極少數”，對“四人幫”手下分子宜寬不宜嚴，要重在挽救的方針。這樣做，對於徹底分化瓦解**反革命集團，震動大，意義深。對於謝靜宜本人來說，也給她提供了改惡從善、悔過自新的一次機會。對於國內外，也昭示了我們黨和國家偉大的**的胸懷和敢於放寬政策改造犯罪者的膽略、說到做到的實事求是的作風。因此，這樣做是有深遠意義的。這件事，領導決定由我在第四次全國“兩案”工作會議的大會上去講謝靜宜的案情和我們處理的意見和建議。那天一大清早，王鶴壽同志叫人把我找到賓館大禮堂的一處休息室。我見黃克誠同志早就坐在那裏了，趕忙上前問好。黃老要我把當天講的內容先講給他聽。我講時，他仔細地聽着，有時笑一笑，有時又提點意見。最後他說，還是選得好的，如果弄出個普通的人，就起不到從寬處理的標竿的作用了。我在第四次全國“兩案”工作會議上講完后，鶴壽同志說了幾句話。之後，大會分小組進行討論。殊不知，討論中，與會者都群情鼎沸，議論紛紛。本來，對“兩案”犯有錯誤和罪行人員的處理方針是：教育挽救絕大多數，打擊懲處極少數。對這個方針，經過長期說服工作，大家都接受了。可具體一提出謝靜宜，就產生不同意見了。省、市、部委的領導同志們，那些無端遭受“文化大革命”摧殘的同志們，一個一個發表意見說：“謝靜宜都可以不起訴、不判刑，這是從何說起”，“遲謝遲謝，本來就是放在一起的，為什麼要分開呀？”有的還在會議休息時間講風涼話說：“‘四人幫’有幾個小娘兒們呀？”有人就呼應說，“一個，就是謝靜宜！”提出問題的同志說：“我看(這)一個(小娘們)就應該判，罪行累累么！”面對這一情況，只能再進行艱苦細緻的思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