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及其同夥們(1)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同志宣傳的是十七年我黨所執行的革命路線，認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和群眾是好的和比較好的。提出要“抓革命，促生產”，要進行農業、工業、科學技術、國防的四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等人卻不斷煽動要打倒“黑線專政”，胡說什麼各級黨和政府都“爛掉了”，要打倒這個打倒那個，“要鬧得誰也不睡覺”。對“修正主義”的勢力要進行“文攻武衛”，要打倒“舊政府”、破壞“舊秩序”，造“修正主義”的反。對這種情況，即使是在基層單位，也能看得清清楚楚，這段歷史是不容歪曲的。在1975年，**一夥搞“一·二四”、“一·二五”，批林批孔又批走後門，被**斥責為“三箭齊發”。此後的一天夜晚，**、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和謝靜宜等在一起，前四人一面放大會錄音、修改錄音帶，妄圖欺騙**，減輕他們的罪責；一面就互相逗趣，合夥謾罵周恩來同志是“老保”，是“救火隊長”，是“保舊政權”的，胡說他們與周總理之間的鬥爭是什麼“新文革”與“舊政權”的鬥爭。謝靜宜在隔離審查中，一句一淚地向我們交代了這件事情。周恩來同志的確是披肝瀝膽，保衛着無產階級經過長期奮鬥建立起來的紅色江山，保衛着黨、政府、軍隊、民主黨派、愛國民主人士中的高級幹部，保護着許許多多受害的人民群眾，到處撲滅着**、**集團所縱的漫天漫地的烈焰毒火。**似乎是居中的裁判。但他老人家深怕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被否定掉，往往是偏袒縱火者一方的。只是在**、**集團鬧得實在不成樣子了，例如王力發表了“八·七”講話，造成了惡劣影響，他們一夥還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引起了國際上的大問題，他們搞“揪軍內一小撮”，觸發了整個形勢的惡化，**才出來說幾句公平話，壓一下林、江的氣焰。這種縱火與消災的兩種思想、兩種勢力的鬥爭，其實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顯露出來了。就其在全國具有典型意義的事件而言，在南方，有南京大學師生員工起來支持匡亞明同志的遊行示威。在北方，有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師生員工起來支持院黨委的遊行示威，都造成了氣候。這以後的一些派性鬥爭，如北京的“天派”與“地派”，都是在當時“中央文革”陳伯達、康生、**、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們的策劃下，時而支持這邊，時而支持那邊而造成的。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譚厚蘭等這些壞頭頭，都是圍着“中央文革”的壞人的指揮棒打轉的。兩種形勢判斷完全相反。周恩來同志宣稱的兩個百分之九十五，即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是好的和比較好的，與**一夥所說的這個大區爛掉了，那個大區爛掉了，這個省在專革命的政，那個系統的革命群眾受到專政，是截然對立的。在外事系統，這種鬥爭集中反映在對待陳毅同志的身上。在當時那種具體條件下，周恩來同志當然不能說對陳毅同志不能批評，但他一直強調：**說過，對陳毅同志要“一批二保”，“批是為了保”。而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則主張“打倒”陳毅，還策劃、縱容姚登山篡奪了陳毅同志對外事工作的領導大權。不同的口號之爭，形成了不同的勢力之爭。形形色色的紅衛兵組織、群眾團體，造反的壞頭頭們，其實對於自己依靠的是誰，反對的是誰，心裏頭是清清楚楚的。只是因為一邊是周恩來總理，德高望重，在國內國際上都有崇高的威望；一邊是“中央文革”，陳伯達、康生、**等人，而陳、康、江等人則正在得勢，因此，他們要投靠陳、康、江，按他們的意圖，搞什麼安營紮寨，搞什麼火燒，甚至在人民大會堂的“8·11”大會上要抓走陳毅同志。對此，周總理曾憤慨地說：“你們要抓陳毅同志，你們就從我的身上踩過去。”直到**批判了王力煽動群眾要打倒陳毅同志的“八·七”講話，他們的揪斗，才算告一段落。以後，又發展到一些人進駐中南海的西門、北門，要想威脅周總理離開中央的事件。**反革命集團的目的，是搞亂全國，亂中奪權。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搞打砸搶抄抓，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王洪文是什麼理論基礎都沒有的，即使在他被隔離起來，進行審查的時候，他也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麼樣算“左”傾，如何才屬於右傾。把他弄來當中央１９８０年被告王洪文在被起訴書上簽字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他自己也說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就當上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導人，豈不荒唐可笑。在王洪文的歷史上，據他說出現過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在審查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智還是清醒的。在談話中，王洪文在一般情況下的表現，還是裝得願意交代問題，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他也交待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怎麼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當晚回去就寢，他接到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機飛到長沙，**如何斥責他們。以及他因此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桔子，就飛回北京，跟**、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桔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但是，他對這次自己在**面前誣陷周恩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跟**吵架的事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