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其人其事(5)

因此，當她的秘書劉玉真站出來揭發她的一些惡劣的作風時，她伸手就打了劉玉真一個大耳光。殊不知，這些同志，過去對她的惡劣作風雖然十分氣憤，都看在**的面子上，容忍她，讓着她。**對這些同志，一直是和藹親切，寬厚仁慈的，即使誰有了缺點錯誤，也是循循善誘的，誰家裏有個困難，也是十分關心愛護並給予幫助的。**當著**的面，也不敢對身邊的工作人員盡情地耍威風。這次，**變成了被揭發者，動手打人，豈能容忍。領導開揭發會的同志，由於事出意外，也疏於防範。**一動手打人，大家一擁而上，在群情激憤下，發生了撕扯。由於揭發者人多勢眾，我們設想，**反正吃了點虧就是了！可是，的確是她首先動手打人的，我們只能作為一個教訓，再不開這種對**面對面的揭發批判會了。但是，對於**和其他被隔離審查對象的正當的、合理的要求，我們還是遵照領導上的指示，盡量予以解決。我們不僅在談話時，問他們吃得怎樣，睡得怎樣，學習怎樣，還有什麼需要，而且叮囑管理他們的同志，把他們的生活按規定標準搞好一些，晚上要注意關掉刺激眼睛、影響睡眠的強光燈。管理當局也經常徵求這些人對伙食、衛生、醫療方面的意見，不斷改進工作。我們了解到他們對報紙、雜誌的需要，就增發了報紙和雜誌。許多重要的審查對象，對此都表示感激，黨一方面對他們在生活、學習上關懷、照顧，另一方面也痛恨他們過去對我們許多老紅軍、老幹部、高級民主人士的折磨，但總是設法為他們解決生活上的問題。一時難以馬上解決的生活上的問題，也向他們說明。例如，**提出奶粉沖的牛奶不好，希望改成鮮奶，當時鮮奶還不能立即解決，我們即向她作了說明。然而，對她提出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我們則說明情況，不予同意。如**提出：她住的房間，休閑活動和曬太陽的場所，各十四平方米，太小了，她要擴大到各二十八平方米，共五十六平方米，我們則告知她，這辦不到。她用的床、桌子、椅子，比一般人用的低矮，電燈又太高，要用跟一般人相同的，我們則告知她，這是為了保障她的安全，希予克服。對於她揚言自己是這裏的主人，我們則堅決予以批駁。但是，對於她要求從家裏拿些衣服來穿，拿些東西來用，我們還是滿足了她的要求。在訊問當中，一般情況下**說什麼話，我們都不打斷她。甚至她講歪曲事實，顛倒是非的話，我們也讓她講完，看她是怎麼歪曲、怎麼顛倒的，我們只是在充分掌握事實、掌握證據的問題上，在關鍵時刻點她一下，使她自感矇騙不能得逞的難堪，自感狼狽。對她對我們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誣陷、謾罵，我們則予以嚴肅批判，用事實予以批駁，據理打掉她的僥倖心理。對她說的挑撥的話，甚至對我們意欲搞思想上“策反”的那一套，我們則給予回擊。她這個人，從過去上海的十里洋場，帝國主義分子、冒險家的樂園熏陶出來，臉色善變，不論在訊問的過程中她顯得多凶，撒潑何等厲害，臨到一次訊問末了，她總是站立起來，抻平衣服，端上水杯，夾上文件，改顏為笑，向我們一一鞠躬，一一道了“謝謝，謝謝！”才轉身離去。可背地裏，她卻向管理她的女戰士說：“對我，換了好幾批人。以前的那些，態度很厲害，喜歡發火。這批，不發火，那個頭頭，別看他幽默，微笑，是個最兇惡的劊子手，笑面虎！”1976年10月6日把**、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隔離開來的時候，是以他們的職務來排列“四人幫”的。王洪文是黨中央副主席，排第一號。張春橋是政治局常委，排第二號。下面是**、姚文元。雖然也有人認為張春橋最為陰險，老奸巨猾，萬一他們得逞，他一定會弄死**的,說毛遠新可能當他們的頭子。但從歷史事實來看，根據當時國內、國際上絕大多數人的看法，**以她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特殊身份，正像她所吹捧的漢高祖的呂后，唐太宗、唐高宗的武則天一樣，她和他們是以這種傳統的方式，來進行篡黨篡政的奪權活動的。其他人在那段時間裏，實際上是圍着**轉的。經過詢問和大量事實的印證，證明廣大人民群眾的看法，是符合實際的。張春橋、王洪文在公開的職務上雖比**高，但他們都尊**為他們的“中央首長”。她這個“中央首長”，在他們那幫人當中也是最有“權威”，最有“力量”的，是最大的，是定弦的。誠然，這裏存在着這幫壞傢伙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去達到自己目的的問題，他們心裏不一定看得起她。不過，從政治能量上來掂量，她畢竟是他們的“中央首長”。中央“兩案”審理領導小組專門研究了這個問題，經請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按照實際情況，在“四人幫”中，讓**掛了頭號。張春橋作為“智囊”和“軍師”，掛二號。姚文元製造篡黨篡政的輿論，算三號。王洪文以流氓打砸搶活動起家，雖當上了副主席，但一直是個吃喝玩樂無心過問“正事”的分子，放在第四位。這樣排還是符合**反革命陰謀集團的實際，是合情合理的。把**反革命集團稱作“上海幫”、“四人幫”的，首先是**。這始於1974年7月見諸文字的材料，以後，這種叫法也就沿襲下來，直到1976年三四月間發生在北京的“沉痛悼念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的**運動，方才廣泛傳開。